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两大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升华，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精神风貌和崇高思想境界在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国统区的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一贯指导思想和宗旨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们都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周恩来等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后方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党走向成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团结多数，统一战线”。因此，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不同，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这既是染缸又是虎口的重庆，要“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绝难做到的。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在应对城市复杂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当代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红色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并延续至今，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由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条件、性质和任务不同，红色文化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在本质精髓上一脉相承，在表现形式和载体上丰富多样。革命战争年代孕育而生的长征精神是红色文化体系中的光辉坐标之一。
长征精神一方面继承了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中诸如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清廉为民、艰苦奋斗、敢为人先、敢闯新路等优秀品质;一方面又启迪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对形成内容完整、逻辑缜密的红色文化体系产生了特殊作用。从途径14个省，翻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殊死搏斗，到啃树皮、吃野菜，战胜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伤病，长征将红色文化中坚定信念的精髓予以发扬光大;从长征伊始就明令“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到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提出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我们党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将红色文化中清廉为民的宗旨予以发扬光大……可见，长征精神为建立健全红色文化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长征精神既是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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