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生的悲剧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2007年初，高中同学跟付成励说，想把自己的女同学介绍给他。付告诉她，他有女朋友了，是一位研究生师姐
一
天津东丽开发区的四合庄。
从一处工厂对面的路口进入，走几十米，就是付成励的家。院子的门是开着的，门楣上嵌着四个字：幸福之家。
31岁的刘同来刚从床上坐起来，他是来四合庄一家钢管厂打工的山东农民。他租下了付家一间几平米的小房，每月租金100元。在这个院子里，除了房东的几间房外，还有四间几平米大的简陋小房，全部用于出租。
刘同来还记得10月28日晚上，房东夫妇俩急急忙忙赴京去了。第二天早上，他接到房东从北京打回来的电话，让他代收一位房客的电费。
“钱都还在那呢，”刘同来指着桌子上一张10元和一张1元的人民币说，“都好些天了，他们还没回来，都不知道出啥事了？”
院子里没厕所，刘同来起床之后，得走到村口的屎溲遍地的公厕里方便。
苏大娘（化名）的家离那个公厕更近，她是四合庄本地人。她前些天从送报纸的人那里得到消息，知道付家出事了。“他们一家人都很老实，那孩子对人都很有礼貌。”苏大娘回忆，付家来自东北，来到四合庄已经十多年了。
“那孩子学习好，我们四合庄已经好久没有谁家的孩子能考上北京的大学了。”苏大娘有些叹息，“这两口子是拼了命赚钱供孩子上学啊。”
刘同来住在付家快两年了，他知道，男房东是给人修车的，而女房东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了，到工厂给人做饭，直到下午三四点才回家。
二
出了付家，沿着村里的道路往北边走，可以看到一条发黑的小河。冬天马上就到，桥上停着卖煤炭的农用车，小贩靠在栏杆上等待买主的光顾。他的身旁有一条横幅：“纪念毛主席来到新立村五十周年”。
河的对岸就是四合庄中学了。在那幢建于1957年的苏式建筑里，刘铮老师正在批改初一学生的语文试卷。刘铮桌上的玻璃板里压着一些照片，其中有张与一位学生的合影，那个学生就是付成励。“那是他上高中之后，回学校来看我时的合影。”
从1988年至今，刘已经当了20年老师。“他是毕业后跟我联系次数最多的学生。”刘铮说。
2001年，付成励从东丽区另外一所中学转到了四合庄中学。刘铮当时是初二的班主任。有老师对学生说，这孩子学习不错的。
刘铮不大相信，学习好为什么还要转学啊？她看了看付成励的学生手册，上面的成绩和老师的评语都很好，但她还是琢磨：是不是假的啊。
上语文课让学生回答问题时，刘铮想到这个刚转学来的男生，看了看点名表，叫道：代成励。
这个新来的男生站起来回答了提问，刘铮觉得还可以。等到下一次，刘铮又想起让这个男生回答一个问题，又叫了“代成励”。那个学生又站起来回答了问题。
有一天，有人告诉刘铮，那个孩子叫“付成励”，她才知道，原来一直把名单上的“付”错看成了“代”。
为什么付成励没有纠正老师的错？“他也许不想我当着同学的面感到尴尬。”刘铮说。
三
转学到四合庄中学之后，付成励很快就赢得了同学和老师的好感，因为他的优秀很快得以体现，并且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非常好。“特别出类拔萃的孩子，各个方面都特别好。”刘铮说。
四合庄中学处在天津较为偏僻的地方，生源一般，能够考上第一百中学的学生很少。一百中学是东丽区惟一的市重点高中。中考结束的时候，付成励所在的初三（2）班只有两个同学考上了一百中学：一个是女生，一个是他。
刘铮记得很清楚，初中毕业之后，付成励经常回学校看老师，学校里认识他的老师都觉得这孩子真不错。前年过年的时候，付成励和很多同学一起去了刘铮家。这让刘铮的印象特别深，“他们买了好多水果，我说你们都还没挣钱呢，别买东西，孩子们说，没事没事。”那次来的同学有十几个，是付成励组织的，在刘铮家待了大半天。
“他是和老师关系特别好的人。”付成励初中时的物理老师刘西建也这样认为。
付成励是班上的物理课代表，跟刘西建的接触很多。付成励给刘西建留下的印象是：性格开朗，聪明好学。
那时，付成励骑着自行车穿过小河上的桥来到学校，跟每一个他遇见的老师打招呼。“我的爱人没教过他，但都还记得他，因为他总跟她问好。”刘西建说。
四
考上东丽区的一百中学之后，付成励也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学校。
付成励的中考成绩很不错，因此得到了一百中学5000块钱的奖学金。他的祖籍是黑龙江，当时天津市政策允许省外户口的学生到本地中学就读，但得交数目不菲的费用。付成励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不只一次得过奖学金。
“有的人说他是高考移民，有提前这么多年的高考移民吗？”付成励的一位高中同学说。
高中时的老师同样很喜欢这个同学。“他一到假期就来看老师，今年寒假还来了。”钟苹（化名）老师说。
现在，刘力朋在QQ上看到付成励的头像时感到特别难过，“头像就在那，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付成励在QQ上留下的签名是：结局不是终局。
刘力朋是付成励高二时的同班同学，他回忆起高中时和付在一起聊天的日子，阳光从窗口照进来的情形他仍历历在目。“他懂得那么多东西，都特佩服他。”刘力朋觉得自己是有点调皮捣蛋的学生，付成励是学习好的学生。他为能结识付成励这样的朋友感到高兴。
高中的时候，付成励是班上的体育委员。文理分班以后，文科班的男生比女生要少。每到校运会的时候，就让文科班的男生犯难了，因为人数不够，很多项目都报不满。
大家没想到的是，付成励不管自己是不是擅长这个项目，看到项目没人报，他自己就报了，一个人报了好多项。“我们看他这么瘦，都担心1000米这样的项目他是不是能跑下来。”付成励的同学徐嫣（化名）说。
付成励当时所在班级的班长郑哲（化名）回忆：“他觉得自己是体育委员，得以身作则，他是特别能为别人着想的人。”
到了高三，更没人愿意动了，大家都想把所有能挤出的时间用来学习，付成励的体育委员的工作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
五
付成励高中时还给同学留下的一个印象是朴实。“他都不跟别人攀比的。”很多同学都知道付成励的家境并不好，但他有什么吃的，经常和同学一块分享。
同学们都喜欢跟付成励在一起，他们觉得跟他在一起，不怕没话说，他特别健谈。他们会谈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谈对未来的理想。
如今在对外经贸大学上学的章童（化名）特别怀念高中时候的同学情谊。“付成励不是脾气大的那种人，虽然也有生气的时候，但谁没有生气的时候呢？大家对情绪排遣得很好，当时毕竟以学习为主嘛。”
在章童看来，付成励是那种很有主见，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他看东西比较全面。我当时属于那种比较幼稚的，他和我们班的其他男生考虑问题会比较成熟一些。”
高中时，付成励曾经对同学们说，他想当总理。“他是特别关注社会公平、希望能改造社会的那种人。”郑哲说。
郑哲还记得，学校当时有青年党校，他和付成励一起去听过党课。一位老师被学校请来讲课，付成励和这个老师聊了很久，此后还多次登门请教这位老师。
高三的时光在很多人看来都是紧张的，但在钟苹老师的印象中，付成励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人，“他很灵活，对历史政治感兴趣，知识面比较宽。”
同学眼中的付成励不会只顾自己。杨英（化名）在高中时曾经因为身体不好而落下很多功课，回到学校之后是付成励给他讲课。杨英的家长甚至都还记得付成励，他人缘特别好，很容易让人留下印象。在他们班的QQ群里，他是管理员。
付成励所在的班级是文科重点班，他能保持在班上前十几名，这大致也是整个年级的排名。
高考来临，并很快结束。考完那天，徐嫣还记得，他们在一起填的志愿，付成励报的是中国政法大学。
不久，结果出来了，付成励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录取，这并不是他最想学的法学专业。
六
2005年暑假结束的时候，刘铮接到了付成励的短信，说他在中国政法大学军训，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如同许多刚入学的大学生，期待已久的大学多少有些令他失望。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的校区远在昌平，付成励曾对同学开玩笑说，自己去市区看同学像是农民进城，自己像在农村，东西也便宜。徐嫣就开玩笑说，那也好，省钱了。
“我们都会互相抱怨自己的学校不好，但别人说学校不好的时候，又会维护自己的学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章童说。
章童在对外经贸大学上学，付成励从昌平进市区的时候，会去看她。
大概在2007年初的时候，章童对付成励说，想把自己的同学介绍给他做女朋友。付成励告诉她，他有女朋友了，是一位研究生师姐。章童还说，姐弟恋啊。
付成励说，年龄没关系，有感觉就好。
付成励经常会从昌平到市区，他会去听讲座，比如经济学、时事政治方面的。会去为学校的社团拉赞助。会去看在海淀校区的女朋友。会去看高中时的同学。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徐嫣，大概是2008年3月份知道付成励有女朋友的。因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离北京师范大学不远。付成励到研究生院看女朋友时，偶尔也会到北师大看老同学。
徐嫣还挺高兴，对付成励说，有女朋友好啊，你可得对别人好点。“能看出来，他对这个女朋友特别喜欢，特别珍惜。”
奥运会的时候，徐嫣要去做志愿者，付成励还跟她说起，他要去实习。
付成励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实习。
暑假过后，付成励和当年的高中同学都升上了大四。他们开始面临找工作还是考研的问题。“我说我要考研，他说他要找工作。”郑哲说。
徐嫣曾向付成励说简历不好写，付成励就发了个简历模板给她。许多同学都收到付成励发来的简历模板。“现在遇到经济危机，工作都不好找，投出去的简历都杳无音讯。”徐嫣说。
七
大四的生活是阴晴不定的，许多人今天想找工作，第二天又想考研。大家都很忙，彼此间的联系少了。
10月份刚开始的时候，徐嫣跟一位同学聊起付成励，说到付成励的女朋友，那位同学说：他们分手了。
许多同学都说不清楚最近一个月付成励都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他们最近都没跟他联系。“很后悔，如果这段时间联系他就好了。”
直到10月28日晚上，付成励高中同学钟南（化名）在论坛上看到中国政法大学发生了学生砍死老师的事情。他当时想，付成励不是在中国政法大学么？他给付成励打电话，想问问这个砍老师的学生是谁，结果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钟南辗转几处问了别人，终于得知，砍死老师的学生是付成励。消息很快被众多付成励的老师同学所知道，除了惊愕，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个晚上，付成励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端升楼201教室，来到准备上课的程春明老师身边。
一刀，两刀，血光四溅。
付成励没走，他留在那里。警察来了，付成励被带走。报警电话是他自己打的。
付成励的父母很快就来到了北京，看得出他们走得很匆忙，透过他们家的玻璃窗，能看到一盆洗脸水还没来得及倒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人名多为化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延伸阅读1：
辩护律师解读凶案背后的付成励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文
2008年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杀师案”。 2009年7月6日，法院对该案不公开审理……
2008年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05级国际政治专业学生付成励，因初恋女友与其分手，迁怒于该校教授程春明，于当日晚18点40分许在该校教室将程春明砍成重伤，随后报警。
43岁的程春明经抢救无效死亡。
付成励到案后交代，程春明作为有妇之夫，与其前女友陈某曾维持不伦之恋一年之久。杀程春明第一是为了惩罚他，第二是要惩戒别人。付成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2009年7月6日，北京市一中院对该案不公开审理。10月20日，一中院一审判决付成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付成励选择不上诉。10月31日，该判决正式生效。
“我们先后会见了付成励11次。”他的辩护律师张波、丁海洋说，这在他们的执业生涯中都绝无仅有。
他的纯真与残忍形成巨大反差
记者：接付成励案为其辩护，出于什么考虑？
律师：我们是付家人找到的第五家律师事务所。实事求是讲，我们犹豫过。因为本案被害人是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教授，而我们都在高校工作过，尤其张波律师还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过7年。另外，从当时报道的情况看，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且本案关注度如此之高，稍有不慎，都将被推至风口浪尖。但最终，也正是因为我们都当过教师，出于对学生这一主体的特殊感情，还是决定接这个案子。
付成励并非十恶不赦、品质低劣的人，恰恰相反，他有鲜明的是非观，嫉恶如仇。他固执地活在自己的人生哲学里，他的这种纯真无邪，与其犯罪的公然性、手段的残忍程度、拒绝认罪和悔罪的恶劣态度，及没有求生欲望的偏执形成巨大反差。
记者：第一次接触付成励是什么时候？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律师：我们先后会见了付成励11次。这在以往办理刑事案中是不多见的。
第一次是2008年11月14日，他还没从“愤怒”中走出来。我们向他阐明是受他父母委托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他明确表示：“我不同意。”后来我们做工作，让他静下心来好好考虑一下，多想想父母，给父母留点希望。他说，“出了事儿，我承担”，并让我们转告父母，“回黑龙江吧”。
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有这种情绪反应不算意外，在看守所羁押一段时间，他自然会考虑一些问题，情绪也会平稳些。所以我们给了他一个半月的时间，第二次会见是2008年12月30日。从第二次开始，他的情绪平静了许多，也就有关事实向我们进行了陈述，包括动机、过程。
他对爱充满热情却不懂如何爱
记者：案发后网上可以看到不少他的同学，中学、大学都有，写文章表示特别震惊和不解。
律师：为了了解付成励的人生观、价值观，光他从2006年到2008年7月间的手机短信，我就看了两遍，并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和他的老师、同学接触，大家都反映他很热心、工作能力也很强，在同学、老师中人际关系非常好。小学、中学阶段，他多次受表彰，五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天津读书时，还获得过4000元高额奖学金。
记者：从“阳光少年”到“暴力取人性命者”，一个人身上怎么可以存在这么大的人格分裂？
律师：这恰恰是我们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和思考的，也是我们接受采访的初衷。第三次会见，是他父母提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后。问他对鉴定有何预期，他说“我正常”。他更关心学校是否开除他的学籍，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一次会见还在问。他更关注媒体对案件的反应，甚至询问教育部门有没有出台什么政策。
付成励的犯罪动机有两个：第一惩罚程春明；第二惩戒他人。他拿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道者”姿态，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制造一种轰动效应，引起媒体、公众和有关部门重视，来完成对社会的一种召唤。他想用鲜血和生命把师德教育向社会提出来。
第四次会见时我问他：“你懂爱吗？你对女朋友虽然好，但你潜意识是排斥的。”他说：“那我该怎样，我对她不好吗？”我说：“我承认你对她很好，但不一定对方能接受啊。”他说：“说不清。”
这些对话体现出他不懂得如何处理爱情。付成励是个很热情的人，一旦恋爱，他就将自己的全部放在对方身上。而他的女友恰恰喜欢安静，不太爱动，两人的性格有点格格不入。但付成励看不到这一点，反而认定对方是受到以前某些事的影响，心理有阴影，不敢接受男人。他将此归咎于程。
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我们又会见了几次。他委托我们给他送《四库全书》、《警世通言》等书籍。2009年6月16日会见，他再次明确表态“我不认罪”。我们劝他，即使按照他的想法――“引起社会公众注意，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这一目的也已达到，足以唤醒世人，没必要再搭上生命。但他说“没完成”，他认为不付出生命代价，就不足以改变师德沦丧的现象。
他从但求一死到不再一心求死
记者：被害人家属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律师：被害人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表示放弃赔偿请求，理由是付成励是个学生，没有收入，家里又拮据。这一点让我们对韩阳博士很敬佩。她还说虽然从司法鉴定看，付成励无精神病，但她还是认为这孩子心理有问题。她同时表示，司法机关如何处理案件，她都不持异议。
付成励在上诉期满前最后一天跟我们会见时，询问了送监服刑的程序及时间，让家里给他带去棉被。这说明他开始思考以后的生活，不再一心求死。而且他发自内心地对韩阳说，“师姐，对不起”，这是接案以来我们最欣慰的一刻。
记者：付成励父母现在如何？他们不肯接受我采访。
律师：付成励是独子，11岁随父母从黑龙江来到天津。父母都是农民，用打工赚来的钱供他上学。案发前，他一直是父母的骄傲。案发至今，他父母一直拒绝采访，只表示孩子做错了事，愿倾家荡产来赔偿。这一年来，他母亲头发已花白，父亲也沧桑了许多。死缓的判决让他们稍稍松了口气，毕竟只要孩子活着，对父母来说就有希望。这起案件没有“赢家”，留下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沉淀。
虽然鉴定付成励不是精神病，但至少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格缺陷。从犯罪人格角度看，他属于被动攻击性。其日常行为表现与常人无异，甚至可能比一般人更能忍让，但内心具有攻击性。当消极的社会条件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就会强力反击，不计后果。
他被审同时也应拷问道德失范
记者：关于被害人过错问题，法院最终没有认定，对此你们怎么看？
律师：这的确是法庭辩论的一个焦点，也是一个极敏感的话题。我们为付成励做“罪轻辩护”，除“具自首情节”、“既往表现良好”外，“被害人具有一定过错”也是主要观点之一。我们认为消极的社会因素和条件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在审判付成励的同时，也应拷问一下人们的良知和某些领域内的道德失范。我们注意到，虽然法院最终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程春明过错，但无论是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检察院的起诉书，还是法院判决书，都没有回避这一事实问题。
教书和育人同样重要。我们无意指责教育制度，但从近年发生的校园暴力案及教师失范个案来看，应当说在一些教育过程中还存在薄弱环节。
另外从教学管理角度看，自1999年扩招后，的确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这决定了高校辅导员老师客观上无法把握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我们无法把握每个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更无法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疏导。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是庞大复杂的过程，如不形成健全的机制，不深入内心，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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