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在清代《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崔述在清代《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作者：魏玉龙

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02期

清王朝建立以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开科取士，举博学鸿儒，开《明史》馆，用以笼络天下士子。同时又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威慑在文化上对清廷稍有不满之人，开四库馆，征收天下之书，以清廷利益为标准，对其进行大规模删汰。这一系列政策，迫使学者潜心于故纸堆中，切实地做了唐宋元明诸儒所不曾想的学术基础工作，使文化学术达到了鼎盛。整个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各个学派的各种学术思潮登上论坛，《诗经》研究，名家辈出，著述如林。崔述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辨伪学家，他一生勤于著作，在清代古史辨伪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他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受到时人的重视。后人对崔述的系统研究始于近代日本著名学者那珂通世，后引起了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关注，之后，陆续又有不少中外学者对崔述及其著述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崔述在史学研究上的真知酌见给予了高度评价，崔述治《诗》的主要著作是《读风偶识》，在清代《诗经》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研究《诗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清代《诗经》研究概述

清代《诗经》研究发展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相当于顺、康时期，《诗》学呈现出汉、宋兼采的局面，论者在著作中引据前人的说解，往往汉学、宋学兼而及之，多数稍偏于汉。整个学术状况是部分人完全固守朱《传》，部分人则完全遵循《毛传》等古训。完全固守朱《传》者，都是一些只为举业而修习的士子或俗儒，他们人数最多也最普通，但没有多少著述留存下来；完全遵守古义的在这一时期廖廖无几。杂采汉宋的著作则多不胜举。其中钱澄之、贺贻孙、阎若璩、严虞惊、姜炳璋、顾镇、朱鹤龄、陈启源诸家的《诗》学著作，很有代表性。

中期，相当于乾嘉时期，此时宋学式微，学者讲求实证，为汉学大兴时期，这一时期治学方法缜密、科学，文字训诂精到，《诗经》汉学系统大显于天下。当时派系林立，最主要的有吴派、皖派、杨州派、常州派等。

吴派的学风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博而尊闻。二是不议理。代表作品有惠栋《毛诗古义》；洪亮吉《毛诗天文考》、徐鼎《毛诗名物图说》等，他们在当时深受皇帝的大力支持。 皖派注重对经典的文字音韵和训诂进行考证，来证疏经传，阐述经义。代表作品有戴震的《毛郑诗考记》、段玉裁的《毛诗故训传》和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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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派创始人是庄存与，著有《毛诗说》，专守《序》、《传》。

扬州派利用金石资料以扩大考订的深度与广度，使治学方法更加全面科学，在目的上则以为训诂是为阐述义理服务的。其主要人物是焦循、阮元。

清代后期，相当于道光以后至清朝灭亡。这一时期今文学兴盛，占《诗经》学的主流。比较有影响的有龚自珍、魏源、王先谦等人。

纵观整个清代《诗》学研究，又基本上可分为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两大派系。古文学派代表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录》、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今文学派有陈乔纵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的《三家义集疏》。

第二、崔述所属的独立思考派在清代《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

生在不同时期的姚际恒、崔述和方玉润能摒弃门户之见，独立思考而治《诗》，洪湛侯把他们归为“思辨学派”，张启诚先生把他们归为“反对复古的独立派”；夏传才先生把他们归为“超出各派之争的‘独立思考’派”。可见尽管他们治《诗》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学术思想上和治《诗》方法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安徽休宁人，长期寓居浙江仁和，博览群书，潜心百家，年五十始作《九经通论》，历十四载至康熙四十四年成书，《诗经通论》为其中的一种。《诗经通论》十八卷，《小雅》四卷，《大雅》三卷，《周颂》二卷，《鲁颂》、《商颂》一卷。又卷前有《诗经论旨》、《诗韵谱》两篇。《诗经论旨》阐发赋、比、兴之说，论列自汉至明诸《诗》，论述《诗》韵等，为姚氏治《诗》的大纲。《诗韵谱》是根据平水韵韵部，将《诗经》的押韵情况分为本韵、通韵、叶韵三种类型。《诗经通论》正文的内容，除《诗经》经文外，包括注韵类，标赋、比、兴，加评语，文字训诂，以及诗旨分析。前三种都是夹注，后二种置于诗后，《毛诗序》废弃不用。姚际恒以“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的原则解《诗》，在《诗》学领域吹进了一阵清新的风。其实他的治《诗》原则同朱熹的治《诗》原则，在方法论上是没有多大差异的，所以他们都能对前人的成说提出质疑，都能建立自己的新说。

姚际恒《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摆脱汉、宋门户之见，就诗论诗的独立精神。在以复兴汉学为特点的整个清代《诗》学中，具有这种精神的只不过姚际恒、方玉润、崔述等少数几个学者，而姚氏为其首。他抨击《诗集传》虽不无偏激之处，但在清初学术界，却起到了一种启蒙破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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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润，字黝石，号鸿涝，云南宝宁人，能文，亦精书法，曾为曾国藩幕僚，后任陇州通判。撰有《鸿涝室丛书》行世，其中以《诗经原始》最为知名。

《诗经原始》十八卷，正文由六部分组成。一、方氏于每一篇诗前自拟一诗序，而废《毛诗序》不录。有不明诗意者，则云“未详”。二、经文联属成篇，以求首尾相贯。三、诗旨论辨类似现代之“题解”。四、附录，征引前人对诗旨或各章义旨的分析。五。集释、系征引前人对诗句的名物训诂，间或阐述己见。六、标韵。标明诗句押韵字及其韵脚。 《诗经原始》可供后人吸收借鉴的精彩之处有两点。

其一“是分析诗的主题立论平允。时有新见，妙语解颐，……他能超脱于门户之外，……持比较容观的眼光……能不囿于旧说，就诗论诗，是识见才人处……他提出诗不必篇篇有为而作的命题，无疑是对传统‘美刺’说的重大挑战”，其二是“以文学的眼光来分析《诗经》，对其艺术特点有精辟的见解……将诗旨分析与文学分析合为一体的自姚际恒《诗经通论》始，而方玉润踵其后。方氏书后出，所以较姚氏在文学分析方面更全面，更深入，也更精当。”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府魏县人氏（今河北省大名县西南），生于乾隆五年，自幼聪明好学，家教甚严，乾隆二十七年中举人，先后任罗源县和上杭县知县，治理颇有方略，为人正直，为民众所称颂。后辞官治学，著述有三十多种，卒于嘉庆二十年，享年七十七岁。

平生著述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正录有《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四卷；后录《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诗经余论》二卷，名《考信异录》。此外，他也有著有《易卦图说》等书二十四卷。 两千年来，《诗经》研究中派别之间的笔墨之争从未停息，文人学子都竭力维护门户传统，派系之间彼此攻讦，而崔述等人不囿于任何一个门派，择善而从，超然独立，更能在学术研究史中大胆质疑，大胆创新，善于选择新视角，敢于尝试新方法。可见他在清代《诗》学研究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三、崔述治《诗》对后世的影响

崔述是清代出色的辨伪学家，他以锐利的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逻辑严密的考辨，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古史体系，为探索可信的科学古史体系开辟了道路。但他生不逢时，他的学术不合时宜。他的怀疑和征实精神没有受到认可，他的名著《考信录》在当时读之者，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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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长期鲜为人知。因“崔述不溺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地理金石、天算乐历和校勘辑佚等”，就同当时其他学人拉开了距离。他的非汉非宋非今非古，兼采众家，不专一家，导致四面碰壁，无所依靠。

崔述的学术虽然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在晚清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术得到了继承，为后来的发扬光大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史料。

其一，有部分人继承了崔述的学术。例如陈履和、黄文冶，边印金等人。其二，有部分人从崔述的学术中得到启示，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如云南学者王崧，就曾直言不讳地称，“《上古》、《唐虞》诸录，予集《说纬》一书，于古义不能通者，往往籍以开悟。”

其三，他的学识得到了部分人的承认和推崇。汪廷珍的评价前文已有引述。晚清学术史上的重要学人陈澧说：“澧谓崔氏读经而有心于治法，非复迂儒之业，良足尚也”。

崔述的学术思想到二十世纪初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他敢于打破汉学、宋学、今文、古文之樊篱，独创新的思维。对后来的《诗经》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认识到崔述的辨伪方法确有其独到之处，并且在系统化、理论化等方面，远远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学者。 崔述的学术首先是在日本获得地位的，日本学术界巨子那珂通世将崔述的学术带到了日本，三宅米吉博士将崔述与其国内著名学者木居宣长相提并论。日本学者推崇崔述主要是他的勇气和他对中国古典及古史的贡献。

十九世纪末，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开始研究崔述，对崔述的疑古和征实精神作了高度的评价。此后的闻一多、郑振铎等学者都借鉴了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崔述的《读风偶识》一书，在考辨诗旨、诗义上独树一帜，在清代《诗经》研究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读风偶识》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至今仍有巨大的生命力。

魏玉龙，河南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