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量化投资的发展潜力分析
作者:贺隆超
来源:《科技经济市场》2020年第06期
摘 要:近几年来,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量化投资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认可度越来越高。本文主要介绍了量化投资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方式,阐述了量化投资在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分析了量化投资在我国A股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然后,解释了量化投资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可行性与发展潜力。最后,对如何控制和减小量化投资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资本市场;量化投资;金融科技;金融风险 1 量化投资涵义
量化投资是指通过计算机编程实现程序化的交易,把统计学、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运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挖掘和数据处理的功能,从大量的历史数据中寻找可以获得收益的投资机会。
量化投资是通过有效的历史数据为基础,通过有效的分析手段将市场中的有效信息量化成为多个指标和有效因子。再通过统计学、数学、行为学等多领域知识,对这些指标和因子进行策略性开发。在确定好量化策略后,运用计算机将策略现实化、具体化。其后,把制定好的量化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如果测试后的量化模型能够在模拟市场中产生超额的收益,就可以逐步的、分批量的把量化策略应用当真实的市场中,帮助投资者获得超额收益。
量化投资用确定好的量化模型,结合各个学科的先进知识,通过大量的数据,进行固定程序的交易,代替人为的主管判断,降低了投资者情绪波动的影响,有效避免投资者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做出追涨杀跌等非理性的投资决策。
量化投资相较于定性投资,它是在定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数据化的建模,运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在整个市场范围内寻找符合策略标准的投资标的,几乎能做到零遗漏地捕捉到符合策略标准的目标。同時量化策略,借助了计算机程式化交易,从而有效避免了投资者的主观情绪和心理因素对投资标的的主观偏差,能完整地反映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实现真正的理性投资。
量化投资和基本面分析投资也不是相互对立的,大多数的量化投资模型都是要同时考虑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所以,量化投资是在对资本市场进行大量地研究和分析之后,形成合理的投资策略,而不单单是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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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化投资在国外的发展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量化投资已经有了50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60—80年代开始兴起。量化投资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数量金融的不断发展;二是计算机技术编程技术的大爆发;三是交易手续费的降低。很多量化投资的策略都是基于数量金融学理论,数量金融学的迭代发展是导致量化投资出现的主要原因。 2.1 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发展综述
1952年,Markowitz在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提出资产组合管理理论。资产组合管理理论是现代金融学出现的标志,它的出现为分析收益风险均衡提供了基本的方法。1964年,Sharpe、Litner、Mossin三位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成为了现代分析金融资产定价的基础理论。1965年,Samuelson、Fama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1973年,Black、Sholes、Morton提出了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对金融市场衍生品定价分析具有重要的作用,为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1976年,Ross提出了无套利定价理论,又称为多因素理论,多因素理论是量化投资的理论基础。1992年,Fama、French提出了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通过该模型,能发现小盘股有一定的超额正收益。1993年,G30集团提出了在险价值风险管理方法,VAR方法是现代风险管理最主流方法之一。 2.2 量化投资的发展综述
1969年,爱德华·索普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量化投资策略基金,该基金模型主要以可转换债券的套利为主,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使得爱德华·索普被认为是开启量化投资的第一人。1971年,巴克莱基金管理公司同样也运用了量化投资模型研发了一套对指数基金的量化投资模型,这事件也标志着量化投资开始兴起。1973年,量化投资的交易策略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开始被运用在金融衍生工具中,这重大创新同样也具有历史意义。1983年,配对交易的量化投资策略被格里·班伯格提出。1988年,大奖章基金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该基金公司主要从事高频交易和复合策略交易,该公司运用量化投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收益。1991年,Alpha量化投资策略被彼得·穆勒提出。1992年,克里夫·阿斯内斯提出了价值动量结合的量化投资策略。1994年,长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运用相对价值偏离量化投资策略,同时加入杠杆实现超额收益。
据彭博数据所显示,全世界的量化投资管理的基金数量已在2000年到2008年,从400亿左右增加到了1万多亿美元。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量化投资的发展,但是从2011年起,量化投资又开始迅猛增长,从2万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上升到了3万亿,已经达到了全世界基金管理规模的30%,从此量化投资已经成为了世界资产管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3 量化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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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戴军、葛新元作为国内量化投资的先驱者,首次将量化投资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并且系统地分析了量化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潜力。2011年,王冰、李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弱势有效市场上可以通过量化投资实现超额收益,并且更为详细地介绍了量化投资的原理和特点,这是国内第一次对量化投资做出系统性的分析。2013年,孙守坤在Alpha收益理论的基础上,同时运用多因子模型对沪深300指数进行量化分析选股。最终在获得超额收益的同时,减少了指数波动的风险。2014年,李慧兰认为量化投资是以历史数据建立的数据库为基础,通过这些数据建立合理的数理模型,再运用计算机编程实现交易程序,通过程序研究分析证券的风险和收益,预测行情走势,从而获得超额收益,这些步骤都是可以通过计算机实现的。 4 量化投资对中国的启示
较之于海外成熟的金融市场,我国的A股市场开放才20余年,发展历史较短,金融从业人员质量还不高,投资者也大多以散户为主,投资者水平良莠不齐。中国的A股市场处于弱型有效市场,或者还没到达弱型有效市场。市场经常因为投资者的不理性行为,还有政府政策变动而波动。量化投资通过合理科学的数理分析,严谨有效的程序化决策,在分析了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投资人目标的投资组合,使投资过程中的不理性因素和人为失误大大降低,提高投资的有效、客观、科学性。
量化投资在我国还处在萌芽阶段,竞争者相对较少,这为量化投资在国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从量化投资市场饱和度的角度来看,目前国内量化投资规模大概是3500亿到4000亿人民币,其中公募基金1200亿,其余为私募量化基金,数量达300多家,占比3%(私募管理人共9000多家),金额在2000亿左右。中国证券基金的整体规模超过16万亿,其中公募14万亿,私募2.4万亿,量化基金管理规模在国内证券基金的占比在1%~2%,在公募证券基金占比不到1%,在私募证券基金占比5%左右,相比国外超过30%的资金来自于量化或者程序化投资,在中国量化投资发展空间还很巨大。
在一个国家选不选量化是看你能不能拿到足够的数据。中国公开数据的披露,包括经济数据,上市公司的数据水平目前不低于美国。中国数据披露的标准化程度极高,以上市公司为例,上市公司发布一个公告,在美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买数据库或自己写一个软件读新闻的文本去读去分析,而在中国,数据发布后上交所和深交所系统里马上就有,而且还可以购买全部的数据表,买的表越多对公司内部的情况发掘就越多,只要懂这个行业,所有的表都可以标准化填出来。所以中国市场数据的采集已经非常标准化,非常深入,在全世界是非常领先的。这个对于使用量化模型是一个最好的土壤。
随着中国A股市场股票数量地不断增长,个别股票的表现对基金总体业绩的贡献下降,再加上如今大量的信息充斥在市场中,如果要靠基金经理人为对每个公司的基本面数据充分研究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量化投资的应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优解。随着中国市场上投资机构资金规模地不断扩大,量化投资策略能有效避免市场中的非理性因素影响,通过科学合理的量化模型能准确地识别出市场中存在的可以获利的机会,从而获得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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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由于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中国市场已经有一定的条件做空,量化投资也迎来了巨大的机遇,量化投资将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5 对中国量化投资发展的建议
站在资本市场的角度看量化投资,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能避免投资者的主观偏差,能够投资较大规模和较多种类的基于数量统计的套利机会。这就要求在运用量化策略的过程中必须要学会使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这样才能使得量化投资交易能取得更好的收益。需要使用量化投资的投资者深刻全面地了解到每一个量化策略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风险因素,同时也要仔细地对量化交易模型做出科学合理的检验,使得量化交易策略更加科学严谨,更能适应于真实的资本市场。
要把计算机编程技术与数理统计有效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量化投资模型,要提升收集到数据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并且要做到及时地更新数据,保证量化投资模型在真实市场上运行时能收集运用到最新的数据,才能使得量化投资策略具有更强的数据基础和有效降低数据风险。还应该注意在进行量化投资策略设计的时候,不仅要重视技术指标的分析,还要重视基本面指标的分析,两者对量化策略的搭建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还要科学合理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对这些技术的有效应用,可以大幅度地提升量化策略的性能,节省量化交易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参考文献:
[1]高迎坤.量化策略在A股市场的机遇和挑战[J].中国集体经济,2019(18):107-108. [2]魏綺键.量化投资初探[J].科技经济导刊,2018(26):186-187.
[3]方浩文.量化投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宏观管理,2012 (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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