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研究
在先秦史书中，《左传》反映春秋年间的历史，《国语》反映周初至战国初期的历史，而《战国策》则反映战国年间的历史。
与《国语》以记言为主相似，《战国策》亦以记言为主，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或游说之士策谋、言论的汇编。现有497篇，非一时一人之作，作者不可考，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编订者为西汉末年的刘向。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等名称和本子，刘向删其重复，勘其错讹，编订为33卷，定名《战国策》。与《国语》是国别体史书一样，《战国策》也是国别体史书，分“东周”“西周”“ 秦 ”“ 楚 ”“ 齐 ”“ 赵 ”“ 魏 ”“ 韩 ”“ 燕 ”“ 宋 ”“ 卫 ”“ 中 山 ”十二国，上起战国初年，下止秦灭六国，记述245年间的各国情事。
《战国策》成书以后，东汉高诱为之作注。由于种种原因，到北宋时，已缺失很多。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得以校补。现今所见《战国策》已非旧本，清学者多疑为取自《史记》之伪书。其中有一些记载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包含虚构的文学故事。
尽管如此，研究战国时期的思想史如果完全抛开《战国策》，势必又是不完整的。毫无疑问，《战国策》应当成为认识和研究战国时代思想状况的重要历史依据。
一、“乱世之文”“有英伟气”
关于周代思想史的发展演变，刘向《〈战国策〉序》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他将周代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周，这是一个道德礼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叙人伦，正夫妇……仁义之道，满乎天下。”“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第二个阶段是东周的春秋时代，这是道德礼义走向解体的过渡阶段。西周的道德礼义“余业遗烈，流而未灭”。“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天子之命，犹有所行……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国与国之间以势力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以自己的才智纵横捭阖，迎合不同的国君，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已司空见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早期的情况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后期的情况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由此给思想界带来的结果是：“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战国策》反映的就是这个阶段“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奇事异闻。
[1]（p725-728）
由此可见，《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乱世策士为诸侯国君兼并他国效力服务的“乱世之书”。曾巩《〈战国策〉目录叙》指出：“战国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会。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
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2]（程夔初序p1）
[1]（p729）
因此，自古以来，《战国策》就被视为“乱乎圣人之经”，
[2]（王崇炳序p3）
“或以其坏人心术而摈之”，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
之”。
[1]（p729）
不过，古代另有一些有识之士，从立此存照、以警世人的角度，认为《战国策》不可“放而绝之”：“君子之禁邪说出，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
[1]（p729）
“今夫鸟喙、砒石，毒药也，国医恒用之以收捷效，
不善用之，则钟乳参著，或至杀人也；鲸徒盗寇，险人也，名将恒用之以建奇功，不善用之，则虽端人介士，或至偾事也；善作文者，牛溲马勃，皆可入用；不善用之，则虽准经酌雅，未必能制胜也。我以仁义用纵横之言，可以排难；我以忠诚运游说之知，可以纳诲；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当作离经叛道的反面教材来对待的。
在笔者看来，《战国策》所载游士计谋论说虽有“机变之巧”，然其“机变”之中仍贯穿着不变的道德礼义，这是其论说的道义制高点，只不过这些道义在战国时代未必被广泛践行而已。诚如刘向所说：“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朱熹曾指出：“六经，治世之文；《国策》，乱世之文，然有英伟气，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
[2]（程夔初序p1）
[2]（王崇炳序p4）
然而这些辩解，都是把《战国策》
这文中透露出来的“英伟气”，就是周代一直宣扬的道德礼义。
在《战国策》中，我们既看到“民本君末”“士贵王轻”思想的生动诠释，又看到独立不阿、清正自守的士人形象的塑造。如此等等。因此，笔者不同意古代将《战国策》视为“邪说”的定论。它诚然是一部“乱世之文”，但同时是一部“有
英伟气”、闪耀着进步人文思想光辉的史书，可与《左传》《国语》等参照起来看。
二、“虽有道德，不得施谋”
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周代原有的道德礼义不能得到有效贯彻，但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道德，或不崇尚道德。相反，在《战国策》中，我们看到不同阶层的人都在宣扬和守护传统道德，不过这种道德在现实中常常遭到挑战，“不得施谋”而已。
比如魏文侯知音不知政，曾受到魏国谋士田子方的批评。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一边饮酒，一边欣赏音乐。魏文侯音乐造诣很深，他从演奏的钟声中发现细微的瑕疵，问田子方：“钟声不比（协调）乎？左高（左侧钟的声音偏高）。”田子方不以为然颔首一笑。文侯问：“何笑？”田子方说：“臣闻之，君明则乐官（国家政事），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
[3]（p221）①
魏文侯
虽然称“善”，但将注意力集中于为政的君德他本人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而是不合适地醉心于“审音”，在音乐欣赏方面投入了太多的精力。
秦王嬴政的生母赵姬与嫪毐淫乱的事情败露后，秦王处死嫪毐，将母亲囚禁在曾与嫪毐居住过并生下二子的雍县，并下令：谁敢为太后说情，砍断四肢，格杀勿论。秦士顿弱冒死以谏秦王复“孝之名”、行“孝之实”，此事当发生在茅焦谏孝之前。事情是由秦王挑起的。秦王想召见顿弱。顿弱欲擒故纵地说：臣有一种坏习惯，就是对君王不行参拜之礼。假如大王能特许免我参拜之礼，可见大王，否则，臣拒不见王。秦王答应了他的条件。于是顿弱入见，对秦王说：“天下有有其实而无其名者，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有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知之乎？”
秦王说：“弗知。”顿弱说：“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乃是也；已立为万乘，无孝之名；以千里养，无孝之实。”听到自己被称为“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秦王悖然而怒，但顿弱毫无惧色，继续说：“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3]（p65-68）
大王只将声威施加于母后，
却不能征服山东六国，这是很不妥的。听到这些之后，秦王既没有立即接受他的意见恢复孝道，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与他讨论如何兼并山东六国的方略来，顿弱躲过一劫。这是“虽有道德，不得施谋”的一个实例。
①
战国末期，赵惠文王死，赵威后代子孝成王当政。齐襄王派使者来看望她。赵威后在与使者的对话中询问说：“齐有处士曰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
[3]（p103）
钟离子是齐国有名的隐士，他做人，
有粮食的人给他们饭吃，没粮食的人也给他们饭吃；有衣服的给他们衣服穿，没有衣服的也给他们衣服穿，但是齐王至今没有重用他。叶阳子也是齐国著名的隐士。他做人，怜恤鳏寡孤独，振济穷困不足，齐王至今也没有用他。婴儿子是北宫家有名的孝女，她摘去耳环玉饰，终身不嫁，一心奉养双亲，是恪守孝道的典范，也一直没有入朝受封，被朝廷褒奖。这样的两位隐士不受重用，一位孝女不
被表彰，齐王怎能治理齐国、抚恤万民呢？这是“虽有道德，不得施谋”的又一个实例。
张仪为了实现自己合纵以事秦的计谋，一方面以自己的外交才能取得了在魏国作相国的权位，另一方面心存二心，不讲忠信，利用手中的权力暗中使魏国投靠秦国。他想以魏国为突破口，逐个在山东六国中铺开，实现其合纵以事秦的战略。楚怀王发现了这一点，认为张仪作为魏国的臣子，对魏王“不忠不信”，便从传统的“忠信”观念出发，准备提议魏国驱逐张仪。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楚臣陈轸的否定。陈轸认为，“忠信”是相对而言的，对魏王的不忠不信未必是对您楚王的害处：“且魏臣不忠不信，于王何伤？忠且信，于王何益？”再说“逐而听则可，若不听，是王令困也。”
[3]（p142）
驱逐张仪的主张，如果魏王听从还罢了；
如果魏王不采纳，楚王就会使自己处于很尴尬的境地。这里，张仪从私利出发不讲忠信，受到批判后又得到辩护，是这个时代“虽有道德，不得施谋”道德状况的又一例证。
当然，周初以来几百年形成的传统道德力量是巨大的。受到冲击的道德礼义在战国时代也有经人点拨或守卫得到维护的情况。冯谖为孟尝君“市义”就是典型的例子。《战国策》以欲扬先抑的手法生动传神地描写了这个故事：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
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冯谖署曰：“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事，愦于忧，而性懧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之‘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首先是“士”的地位问题。“士”属于臣民的一部分，在君王面前属于被统治者，地位显然在君王之下。但在战国时期，连统治者也认识到君王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终又是由臣民的拥戴和效力决定的。比如战国末期代赵孝成王执政的赵威后明确提出“民本君末”的命题：“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悦，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
[3]（p102-103）
既然
“民为本君为末”，“士”作为“民”中的精英阶层，为君王出谋划策，是君王称霸天下的参谋和辅佐，地位就更高了。齐国名士颜斶提出的“士贵耳，王者不贵”命题振聋发聩，颇具代表性：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2]（p103-105）
冯谖为孟尝君所买之“义”，是通过烧掉孟尝君在薛地的所有债券、免除薛地平民所欠孟尝君的所有债务实现的。孟尝君没有意识到，开始做得不是很好，冯谖自作主张这么做后他起初很不开心，直到一年后落难，受到薛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才意识到冯谖的智慧和“市义”的价值。
冯谖通过减免债务为孟尝君所买之“义”，是周代爱人利民的“仁”德的表现形态。关于这种“仁”德的故事，《战国策》中有另一段记载。齐襄王在父王逃亡被杀、自己被立为齐君的过程曾经与齐相田单发生过一些误会。一次过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单见其寒，欲使后车分衣，无可以分者，单解裘而衣之”。但田单的这个善举却引来了齐襄王的反感，他感叹说：“田单之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早图，恐后之。”当时他左右无人陪伴，只看到岩下有一位穿珠子的人，襄王呼而问之：“女以为何若？”穿珠人恰好是位隐
于民间的高人，他给齐襄王出主意说：“王不如因以为己善。王嘉单之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单之善，亦王之善已。”齐襄王接受了他的建议，改变了自己的主意。过了几天，贯珠者复见王谋划说：“王至朝日，宜召田单而揖之于庭，口劳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谷（收养、赈济）之。”襄王一一照办，并派人到民间去听反应，老百姓都在相互议论：“田单之爱人，田单的爱人之举，原来都是齐王教泽的结果。
[2]（p117-118）
齐襄王之向仁，如同孟尝君之市义一样，都是在其谋士的点拨下完成的善举。这说明，战国时代也不都是“虽有道德，不得施谋”的。这时候传统的道德虽然遭到挑战，但在不少场合还在起作用，自有其难以抗拒的力量。
赵武灵王改穿胡服，大臣赵燕一再拒穿，赵武灵王对他说了下面一番话：“子道顺而不拂，臣行让而不争。子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义者国必危。反亲以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独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从政为累，以逆主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亲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赵武灵王软硬兼施，先从“让而不争”的臣道开始晓之以理，再从“恐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方面威之以刑，最后赵燕只好再拜稽首，改穿胡服。
[3]（p187）
公元前257年，秦国攻打赵国，晋鄙奉魏安厘王之命率军救赵，但由于惧怕秦军干涉，魏安厘王又下令阻止晋鄙进军。安厘王之弟信陵君得知此事后，派人盗取了兵符，击杀了晋鄙，引兵救赵，最终打败秦兵，救下邯郸，使赵国得以存续。为此，赵孝成王举行大礼，准备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信陵君给予表彰答谢。在信陵君见赵王之前，魏国谋士唐雎及时提醒信陵君不要自恃其功，要尽快忘掉对人的恩德，哪怕是大德：“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之有德于
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
[2]（p266）
信陵君
是战国时期著名的仁德君子，他立即接受了唐雎的谏议，践行功成弗居的至德。
在造福于人、与人为善的道德建树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中山君指出：“与（给予）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
[1]（p719）
惠施多
指出：人“树（成）之难而去（毁）之易”，因而他主张“必善左右”，与周围人处理好关系。
[1]（p504）
三、“士贵耳，王者不贵”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礼贤下士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现象。在《国语》《左传》所反映的春秋时代，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尚“贤”。而在《战国策》所反映的战国时代，这种现象侧重表现为尚“士”。“贤”虽然包含才能，但内涵偏重于德行。“士”虽然包含人格，但主要指靠智慧、学识、才能谋生的知识分子，所谓“学以居位曰士”（班固）。《战国策》集中叙写了战国时代“士”的活动，塑造了“士”的形象，并在这种描写中体现了关于“士”的“暗思想”。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
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簴。天下之士，皆来役处；辩知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无不备具，而百物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是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渐渐）诛灭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穷），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屡）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非与？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其）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今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
[2]（p84-85）
在诸侯争霸、士人以自己的才学为君主所用的战国时代，一部分士人趋炎附势、朝秦暮楚、唯利是图，如苏秦之流，受人诟病；另有一部分士人独立不阿，
①
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尊严，以特有的才智向君王灌输传统的道德礼义主张，颜斶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齐宣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是当时有名的仁君。但是骨子里，还是对贤士缺乏真正的尊重，只是把他们看作自己使用的工具而已。颜斶以对王威的挑战探明这一点，以历史上大量的事实和理论论证“士贵耳，王者不贵”，进一步确立了士人的神圣地位。当齐宣王知错就改，请颜斶接受他为弟子，给予“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的种种优厚待遇时，颜斶则辞谢说：“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最后“再拜而辞去”。颜斶所为，是孟子所称道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的生动诠释。
“士”以“尽忠直言”、建言献策为业，但在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面前，进言必须讲究机智和技巧，于是，“士”就显示出纵横家风范。在《战国策》中，我们经常看到士人以三寸之舌鼓动君王、化险为夷的机智及其纵横家风采。《楚策》所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一例：“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有人拜谒楚王，献上长生
不死之药。入宫时遇到一位宫中卫士，实际上是个有智慧的谋士。卫士问：“这药可吃吗？”谒者说：“可以吃。”卫士于是抢过来吃了下去。楚王为此大怒，要杀死这个卫士。卫士托人向楚王辩解说：“我问送药的人，他告诉我说可以吃，所以我吃了。这事我没罪，有罪的乃是送药人。再说他所献的是不死药，我吃了药大王就杀我，岂不成了死药？大王杀死一个没罪的臣子，岂不是证明有人献不死之药是在欺骗大王？”理由无可辩驳，楚王只好放了他。
“尽忠直言”是个高风险的活动。如果遇到刚愎自用、讳疾忌医的暴君，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历史上，夏桀杀关龙逄，殷纣王杀鬼侯、鄂侯、比干都是前车之鉴。齐国有个叫狐咺的草民直言齐闵王过失，有个叫陈举的贵族对国事直言不讳，都被闵王处死。所以，以“尽忠直言”为业的“士”还必须具有视死如归的胆识。魏国名士唐雎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
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2]（p270-271）
因此，“士”的生存发展有赖于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仁君的出现。《战国策》表达了对这种仁君的美誉与向往。战国时代的齐国是一个大国。至齐威王时，“地方千里”，拥有一百二十座城邑。不仅国内一片赞美，其他诸侯国也是一片喝彩。齐威王有理由接受这些赞美。可齐相邹忌则从别人对自己形貌言过其实的赞美中另有所悟，特为进谏，提醒齐威王不要被这些由利害关系决定的叫好声迷惑，指出这些言过其实的叫好其实是对大王最大的蒙蔽。齐威王大彻大悟。为了了解政治得失的真相，他下令国人只允许提意见，并根据对自己过失批评的直接、激烈程度分别给予不同级别的奖赏，并及时加以改进。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齐政愈加完美，一年之后，国人即使想提出批评，也提不出什么来了。故事是这么写的：
邹忌修八尺有余，身体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当然，有仁君，亦有暴君。当诛杀良士的暴君出现时，臣民就有权利顺应天意民心推翻他。比如齐闵王。“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斫之檀衢，百姓不附；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闾，宗族离心；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齐王滥杀良士忠臣，君民离心离德。燕王趁机派昌国君乐毅率军攻齐，闵王从国都临淄逃至莒城避祸。楚将淖齿奉楚顷襄王之命率军救齐，被任命为齐相，淖齿反戈一击。他历数闵王罪状：“夫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嬴、博之间，地坼至泉，王知之乎？”“人有当阙（宫门）而哭者，求之则不得，去（离开）之则闻其声，王知之乎?”闵王都说不知道。淖齿告诉他：“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无诛乎？”天下血，地塌陷，人哭诉，都是你作恶多端、引得天怨人怒的告诫，而你不知引以为戒，你不该杀吗？于是，在鼓里这个地方，淖齿以顺天应人的名义将闵王杀死。
这与这个时期《易传》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中诛“独夫民贼”的“革命”思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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