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生命与乡土

文章来自《社会学家茶座》《学术圈》2007.2 ·

生命与乡土

——费孝通逝世两周年祭

费多益

两年前的4月24日，叔公走了。一位走完差不多一个世纪人生旅程的老人，放下了手边的工作，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热爱过、研究过以及书写过的世界。那一刻，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尽的哀痛。

荣辱任去来

叔公的一生历尽坎坷，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历史对他的不公、人世间的恩怨，他都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荣辱任去来”，躯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始终不能动摇他的信念。在他身上，集中映现了上个世纪初叶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追求和理想。

风云变幻，历史难测。突如其来的“反右”风暴和接踵而至的“文革”浩劫，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也彻底改变了叔公的命运。一位矢志献身于乡土中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从此被打入冷宫，被政治的沙尘整整湮没了23年，在漫长的逆境中，他对个人受到的屈辱、压抑和各种无奈，当然也不无痛惜，但更多的却不是抱怨，而是自我排解，不乱方寸，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后来回首当年在干校从事的体力劳动，叔公说，那段时期里他才有机会真正体验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多地接触到了真实的社会和人心。这是他过去无论怎样深入进行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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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会不到的，而这对于他的学术研究却是极为重要的。那段时期，他不仅自己保持着乐观豁达的态度，还经常以此开导那些与他一起遭遇压抑和改造的学生：“眼前的处境是暂时的，要往远处想，振作起来，从困境中走出去。我这个臭名远扬的人还要活着呢，你们那么年轻，可得珍惜呀！不搞清问题，糊里糊涂地离开人世，不是自己吃亏吗？”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他与他人合作翻译，最后一人统稿，完成了威尔斯《世界史纲》这部名著的编译工作。

即便是对于那场最不堪回首的“文革”灾难，他所表现出来的也不是那种“生不如死”的人生感慨，而是对于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模式的震惊和深刻反思。他后来回忆道：“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这种经验——群众攻击！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在一周之中！那种情况下，我们都变成赤裸裸的。以前人与人之间总有一层面纱。……他们对我表现了真正的面目。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会有机会观察自己。为期十年的‘文革’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少见的‘实验’，一次震度极强烈的社会变动。我的学力还不够做更深入的体会和分析，但是我确实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能体察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些。”

关于自己的曲折人生，叔公曾有这样一段自述：“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的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今天我还这样做。”事实上，叔公始终坚持认为，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

读过《费孝通文集》的人都不难发现，《文集》第七卷本的时间是从1957年到1980年，但其中1962年至1969年、1970年至1976年是两段空白。在这两段空白之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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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进了叔公在湖北潜江县王场区沙洋劳改农场的22封家书。叔公在《文集前记》里对自己盛年之际那两段“空白”的解释，流露出了对非常岁月的悲怆和无力。他这样写道：“现在已事过20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分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叔公并不是担心后人对他这一生的毁誉。“眼睛闭了，后世的毁誉对我本人是无所谓的。我活着的时候，别人对我的毁誉已经够变化多端了，身后更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一再强调，“必须尊重每一个认真研究过我的学者对我评论的权利”，表达了一种“文章千古事，功过任人评”的豁达态度。

躬行实践，不尚空谈

当重新恢复了政治和学术生命的时候，叔公已是70岁的老人了。进入古稀之年的他受命承担起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重任。他见了老朋友就说：“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能随意用来买花生米吃，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在这幽默与诙谐中，蕴涵着他学术上的雄心。身处社会急剧变革的大环境中，叔公拾起了曾经被迫中断20多年的“志在富民”的实践课题。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穿梭于广大的农村和城镇，紧紧追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的发展和变化，深入地进行实地调查，缜密地做出分析。在这方面，叔公一直坚持社会调查必须追踪研究的传统，对有代表性的地方抓住就不放，不断地去观察它的发展变化，以便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因此，就有了他的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二十八次访问家乡江村。

对于家乡，叔公有着太多太多的眷恋。西洋式的学术训练，没有融掉他的乡土本色和泥土气息。60多年前初访美国时，他就写道：“我还是在乡下往来，还带传统的性格和偏见，对上海的嚣尘、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苏州长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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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懒散……”1996年，他在《爱我家乡》一文中写道：“初访江村是我这一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里程界碑。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养育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我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加上一点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孙孙。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怕时间的冲洗了。”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叔公前后返回家乡28次。

尽管“为学术而学术”固然是一种不求名利的做人态度，有它高洁的一面，但叔公始终认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不能采取对人民生活漠不关心的贵族态度，应当努力为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素质的改善付出不懈的努力。他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来自他不懈地实地调查，而不是那些统计机构发布的数据。他讨论问题时，除了农民收入这个数字外，很少谈及其他的“统计数据”。他不会把权威统计机构的数据或学术机构的抽样调查数据拿来作为分析的对象或依据，他更关注从实地调查中获得事实，他清楚自己到“实地”去是为了什么，要去做什么。对于养尊处优的现代都市人而言，叔公去过的大多数地方足以令人产生畏惧和退缩，然而，叔公却把自己生命中1/3的时间都用来解决这些贫困地区人民的苦难而工作。尽管他的很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他说：“我没有创造什么，只是把民间一些好的做法总结出来而已。”这，就是一个学者的无私人格。

步入耄耋之年的叔公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身体状况：视力急剧下降，连看书都变得很吃力，听力也下降了，需要大声讲话他才听得见，身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可他抱怨最多的，却是感觉腿力不济，走不动路，不能再下乡搞调查了。去世的前两年，叔公体力已显出不支，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因此在2003年，他再一次回到家乡吴江做起调查，接着去了南京和上海，继而又去了黑龙江和山西，这之后他第七次到甘肃定西，转而再上广东，他放心不下他所研究的课题。他答应过人家，他就要践诺。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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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然席不暇暖、行色匆匆，老人家好像命中注定就清闲不下来。

当老人终于躺倒在病床上的时候，大家都来安慰他，可他知道，这回自己是不会走出医院了。他的头脑很清醒，他依然在思考着问题，挂记着没完成的工作。而他的手和脚已经没了一点力气。虽然大家还是坚信叔公能够好起来，会像以往一样重新行走在城镇乡村，然而叔公却闭着眼睛摇了摇头，说“不可能了”。这四个字对叔公来说是残酷的，也是最让他伤心的。头脑十分清醒，然而体力已经不支，这是对他最大的打击，因为这预示着叔公从此离开他心爱的实地调查。这，无异于宣布老人生命的终结；这，比什么都要无情。

“老来依然一书生”

在许多人看来，叔公无疑是现代中国社会中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接受了地道的西式教育，还见证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所有社会变迁，可谓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然而叔公常说：“老师的东西没有学到家。”他早年师从的人类学、社会学老师，都相当深入地表达过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史禄国的思想，含义很深，我没有搞清楚；潘光旦的新儒学见解，我也没有好好学会。其他如派克和马林诺夫斯基，我只是掠了皮毛。不求甚解是我的大毛病。”他还说，80岁了，才知道8岁的时候该看什么书。他自认为从幼年就接受新学教育，欠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训练，而他的老师一辈人，对古籍熟悉得很，张口就来，自己要用的时候，却得先查书。于是，人生暮年，为了补课，他读起了《论语》，顺着《论语》精神的脉络，他又读起了钱穆，读起了陈寅恪……

闲下来的叔公总是手不释卷，读书就是他最好的休息。叔公有这样一个本领，看书或写文章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人走动，说话甚至吵闹，他都会旁若无人，不受影响。埋头读书与埋头著述，确乎已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或许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执著和勤奋，才使得社会学这门并不怎么被人看好的学问，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逐渐成为今天的一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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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吧。

叔公常常形容自己是一匹不太守规矩的“野马”，并时常谦逊地对着“专家”说自己的学术跳跃太大，没有形成体系。叔公这样说是出于谦逊，而他自称的“一匹野马”则很能说明他的学术性格。是一匹野马就会到处去撞，野马的性别意味着一种创造、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气概。叔公的涉猎面极广，不囿于某一地区，不拘于某一专业，不受任何人为的局限束缚。他认为做学问要能够跨学科地去思考，不能仅仅限制在老师所讲的内容上，思想不要有任何疆界。许多社会学的分析概念，西方教科书里没有引述过，但叔公却不顾及这些，往往就地取材，以本土的概念来概括其所观察到的一类现象。如“乡土社会”、“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对前现代中国农村生存环境和农民生活状态最深刻、简约的提炼，而“文化自觉”、“多元一体”等则是切实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出发而进行的抽象和升华。“乡土”是一种“熟人社会”，“礼治秩序”是按照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和等级进行序列管理，中国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文化史上公认为传承力最强劲的中国文化，正是因为这样的“礼治秩序”，这种社会管理秩序和结构导致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在诸多人生角色中，叔公做得最出色、最得心应手的还是学者和教师。尽管曾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诸多重要职务，但无论在位还是退下来，叔公都更愿意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说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他的名片上不印任何头衔，只写某某大学教授，他说：“我现在什么都退了，但‘教授’没有退。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学问是一生的事情，是立身之本。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叔公年事越高越怕给别人添麻烦：“活这么大年纪真可怕，会给别人添很多麻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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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个书生，可如今一出京就要什么几级保卫、接待规格、哪些人必须出来见面啦，等等，真是不得了。这对于一介书生来说不是什么荣耀，反而感到诸多不便。”叔公讲的是心里话，他做人、做事、做学问都讲求实效，不图虚荣，更不愿意兴师动众。因此他每次到基层调查时都是轻车简从、客随主便。他在生活上要求也很简单，日常起居饮食都没有什么讲究，餐桌上有个红烧肉就很满意了。一张纸，叔公总是正面用了反面用；一支铅笔，用短了加一个笔套再用。这些，他身边的人都习以为常了。他的书生本色、他对学术工作的重视和偏爱，表现了他从来所持的淳朴的人生态度。

教育是叔公一生关心的事情，也不过他和他全家的事业。叔公的父母、兄弟姐妹到他的下一代，许多人都以教书为业。用他的话说：“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也许，正是源于这种师者人格的感染，叔公对学生的培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特别强调，21世纪的教育首先应该关心人们如何在密切相关的地球上求同存异、协力发展，进行有关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理念的教育，这其实是一种行为习惯的教育。“记得我的导师潘光旦先生曾经明确地提出教育必须以每一个人为目的，促进个性发展，让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进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专门人才必须完成人的教育后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的意义上的专才，否则只能是优良的工具。”

如同潘先生一样，叔公也特别看重教师的言传身教。“潘先生提出要慎择师资，选择教师不仅要看他的学识多少、学问深浅，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识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多少良好的影响，学识与个人操守之间是否贯通，也就是教师在言语举止、工作作风上表现出的气质风度，对学生尤具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具偶像的魅力。人在青年期都有崇拜偶像的天性，深厚的学养与严谨的操守相贯通是教师必须具备的资质。教师风度的表率作用远远胜过训导中实行的那些生活戒条和奖惩功过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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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长存

叔公在晚年，非常用心地寻找可以多见见面、多说说话的人。他希望有人与他对话，其实是希望在交流中体会他人的感受和理解。他告诉我们，他为生逢盛世而感到幸运。不过，他也感到时代变得太快了，自己常常跟不上。他说自己的学术研究停顿了几十年，对外界的思想变化知道甚少。我去看望他时，他常常让我给他讲讲家里的事情，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事，不过也经常会被秘书因担心他身体吃不消而打断讲话，但是每次叔公都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求秘书再给他20分钟或半个小时。我向叔公当面请益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一年中总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外考察。然而尽管如此，他却是位让我终身受惠的长者。叔公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而我在科学哲学领域学习和工作，彼此在专业方向上相去较远，但他渊博的学识依然使我受益匪浅。我喜欢就一些拿不准的问题请他指点迷津，只要是跟社会和人类有关的问题，他往往会即口解答。每次从叔公那里回来，差不多都要获得一本他的新著。他这种为了治学济世而争分夺妙的精神，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叔公还不断提醒我们，做学问要从书斋里走入充满新鲜空气的“田野”，再从“田野”回到书斋，意思是说，关注现实问题并将它们加以理论提升。“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用思想。”“每个人什么都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要学好一门学科都很不容易。但一个人必须把他的个别专长放在一个共同认识当中去，即把多元化的东西放在一个统一体当中去。”“学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们还年轻，生逢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时代，不要急于出名，为名所累是出不了好东西的。”当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虽然神志依然清楚，但已不能说话。我在他耳边大声地告诉他“不必担心，您的意思我们领会到了”，他握着我的手，欣慰地、久久地看着我。这一幕已经永远地凝固在我的脑海里，时时给我以无声的鞭策。

生年常怀千岁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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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晚年的叔公尽管还是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基层考察研究，可他更关注的对象已然“从对人的生态的研究进入到心态的研究。”大家都非常熟悉叔公早年的学术理想，那就是“志在富民”，但对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的“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关注得却不太多。事实上，叔公后来较多地涉及到了精神和文化方面的探讨。那时，在中国最富裕的广东南海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叔公就问与会的人：“你们富了以后怎么办？”听秘书回忆说，叔公那次参观的是富裕的地方，家里各种现代化电器都有，就是没有书。广东的小孩不用上学，盖个楼租给打工者，收入比大学教授还多。当时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尚为时过早，现在想来他是想得比较远，比别人看得远。今天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富了以后怎么办”确实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农民富了以后脑袋中只有地主的形象，他们养狗、打麻将、养保嫖……却很少做博济众生的善事。叔公在《八十自语》中曾表达了一种对于未来的含蓄的期望：“其实人是不会满足于吃饱穿暖的，人要安居乐业，这里的安乐就是高一个层次的追求。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

叔公是一个球迷，精彩的球赛他都喜欢看。除了球员们精湛的球艺和那股拼搏的劲头使他振奋外，这些场面还常常让他联想到社会学、人类学的工作，那就是不同文化的人能不能有共同理解的问题。他说：“在电视里看法国‘世界杯’足球赛，不同国家的球员可以在同一球场里踢球，而且大家知道谁输谁赢，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对垒的双方之间共同性的存在是可以发生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裁判看错了，大家还是服从，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理性和感情。我是希望将来的世界能变成一个国际的赛球场，很多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合作关系，在球场里边发生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的课程。我们现在还没有人认真地说明它为什么成为可能，为什么不同的球队能在一个场合之下找出一个冠军。如果将来世界可以成为这样，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很和平了。”

今天，这番话回味起来依然如空谷足音。叔公走了，满怀着对乡土中国的眷恋，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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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梦想……然而，无论在中国的乡村还是城市、沿海还是西部，都留下了一位风尘仆仆的老者重重叠叠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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