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07 智慧城市决策参考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智慧城市建设浪潮中，智慧城市发展的着眼点已由原来狭义地利用信息技术管理城市转变为广义地倡导建立系统协同生态智慧城市体系上来。在此过程中，智慧城市作为整体系统在获得自身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政府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带来新的挑战，激发政府管理不断创新。
社会需求为政务管理开出新课题单 人们生产生活的多样化需求
智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大都把公共服务功能摆在重要位置，要想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平台，就需要把信息科技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加以整合，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多样化需求。据2012年《社会蓝皮书》测算，到2025年，中国将出现221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包括23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面对这样庞大的城市规模，聚集人口对涉及衣、食、住、行等需求的社会公共服务，将在数量上和复杂程度上提出更高要求。
在传统治理过程当中，这种需求往往会以人工办事的方法解决，而信息化社会管理平台的建立，可以提供更为高效优质的服务平台，提升行政服务效率，节约办事成本。如在全国多个城市推行的“一站式”“一网式”“一卡式”政府公共服务中，都包含着把个人信息与个人所需各项服务联合到一起的内容。这种基于民众真正需求的服务平台，不仅是智慧城市建设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的生动案例，也正为政府管理创新开出了更多需要解决的课题单。
条块分割向系统资源整合模式转变 给群众办事带来便利
在传统行政管理中，各种行政事务分门别类，大小机构层叠交叉，容易形成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的情况，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方面，这种财权、事权的纵向体制固定化，使得直接面对公众事务的基层管理部门谨遵一些可能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条令，无法灵活应变，听得见“炮声”却做不了决策。另一方面，即便在横向的政府部门设置上，也有很多机构职能重复设置，一个问题，多头监管，无形中浪费了很多公共行政资源，也使得政府工作效率迟迟不能提高，引来民众诟病。
智慧城市建设目标追求的是协同发展、资源共享、深度互联，必定冲击这种设置障碍条块分管的思维方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科层管理体制承担着提高政府组织效率，保障政策执行能力以及有效评估政府绩效的责任。但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层级式权力管制思维模式带来的行政效能损耗已引起各级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在实践中摸索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基于电子政务开展的各项服务平台正在促使政府扁平化，减少行政节点，消减中间管理层的决策延时，原有的层级权力体系正逐渐被打破。
最新的例证之一就是全国多个城市开始试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这项打破条块思维的改革给群众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得到了群众高度赞赏，也节省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和行政资源，这种“多证合一”整合管理资源的新模式也正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广。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开展，在这种新管理思维的启发下，必定会有更多的行政资源整合措施推出，使人们享受智慧城市的果实。
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治理模式转变 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了平台
在国内外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无论是颇具高科技实力的欧美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的国家都认识到协作治理的重要性。如欧盟的“信息社会”计划，日本的“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计划、新加坡“智慧国家2015”计划等，这些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协同发展的复杂巨系统，既需要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各项科技的协同，又需要政府、企业、NGO社会组织以及市民等诸多建设主体的协同，这与传统政府管理凭借单一主体就可以进行社会改革有着根本的区别。
特别是在公民参与治理方面，以往的治理模式中，公民参与治理的方式往往集中在投票、选举上，至于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与管理则没什么发言权，或没有渠道参与，公民的参与并不是十分积极。但智慧城市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公民有了能够参与城市治理的技术支持，如美国的得克萨斯州的“玛诺尔实验室”，就是可以供居民提出有关于城市治理议案的网络平台，居民可以自己投标解决和投票评论赚取积分，积分达到一百万的人有可能成为市长。这就把城市管理中原来政府主导的相对封闭的模式转变为协同治理的开放式模式，极大地引发了社会参与热情。对于政府治理创新来说，智慧城市系统发展可以提高社会多元主体协作的紧密程度和有序程度，有效地促使社会各个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产生协同效应，释放社会活力。
预估困难并更加“智慧”地排除干扰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智慧规划
近年来的理论探讨、技术创新和各地试点实践，使我国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联合应用开发发生了巨大改变，智慧城市在发展自身系统的同时，已经使传统的政府管理思维、管理结构、管理方法有了新内涵，这势必要求政府创新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但这种创新并不见得会一帆风顺，有几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从规划层面看，国内外智慧城市的建设样本表明，智慧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系统，它的规划制定与一个城市的人口、经济、文化、历史发展脉络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也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智慧规划。从建设层面来看，我国信息网络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仍然很不均衡，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还停留在网路基础建设阶段，还需要加大建设力度。信息使用方面，我国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已达到8.71亿人，且绝大多数都是在18岁至40岁之间，60岁以上的移动网络用户微乎其微，信息人口结构的巨大差异导致服务需求导向大不相同，如何全方位培养居民的信息素养，如何在应用开发中照顾到因数字鸿沟而被信息边缘化的人群，是智慧城市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制度保障层面来说，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发展中，实现企业生产、民众生活的可持续进步，在此过程中必将遭遇很多现行的法律法规瓶颈，这就需要建立
刷新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保障体制，才能集中精力排除干扰，推动目标早日实现。
(作者齐丽斯，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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