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的100位爱国科学家
目录
第一辑 深深赤子情
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钟观光002
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秉志004
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丁颖006
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李四光008
卓越的地理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010
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陈焕镛012
我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侯德榜014
第一位现代数学博士——胡明复 016
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陈建功 018
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陈桢020
小麦大王——金善宝022
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024
微循环障碍研究的先驱——钱潮 026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吴有训028
我国心理学界的圣人——潘菽030
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张孝骞032
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034
一生追寻“科学之光”——严济慈036
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038
第二辑 拳拳爱国心
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胡焕庸042
一生为了妇女儿童的健康——林巧稚044
电子学科奠基者——朱物华046
美国两次都留不住的科学家——傅鹰048
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张钰哲050
中国的“克隆之父”——童第周052
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先驱——赵忠尧054
桃李满园的一代宗师——周培源056
分子光谱研究的奠基人——吴学周058
“数学王”——苏步青060
我国真菌研究的奠基人——邓叔群062
“长寿院士”——贝时璋064
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汤佩松066
中国木材学的开拓者——唐■068
中国X射线晶体学的创建人——陆学善 070
应用光学事业的开拓者——龚祖同 072
充满传奇色彩的水声学家——汪德昭074
中国催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大煜076
中国胸腔外科奠基人——黄家驷078
自称“候鸟”的鸟类学家——郑作新080
微生物学的“忠实牧童”——方心芳082
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王淦昌084
第三辑 不朽铸丰碑
中国冶金物理化学的奠基人——魏寿昆088
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王应睐090
神经科学泰斗——张香桐 092
以身殉职的两弹元勋——郭永怀094
为国为民，献身科学——张文裕096
一代数学宗师——柯召098
只有初中学历的数学巨匠——华罗庚100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102
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钱伟长104
“娃娃教授”——时钧106
“肝病的克星”——关幼波108
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110
中国孢粉学的奠基人——王伏雄112
第一个揭开原子弹秘密的人——卢鹤绂114
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116
石油能源专家——朱亚杰118
声学泰斗——马大猷120
“毛估大师”——卢嘉锡122
第四辑 殚精绘华谱
太空翱翔领航人——任新民126
中国大气物理研究的奠基人——叶笃正128
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陈芳允130
“伯乐院士”——钱令希132
中国声学事业的开创者——魏荣爵 134
无机化学学科的奠基人——申泮文136
矢志不渝报效祖国——谈镐生138
国之大医——吴阶平140
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池际尚142
火箭和导弹专家——屠守锷144
无机材料科学的奠基人——严东生146
中国现代控制理论的开拓者——关肇直148
中国半导体科学的奠基人——王守武150
从零分起步的数学家——吴文俊152
情系祖国,造福人类——高小霞154
固体物理学的一代宗师——黄昆156
“红色科学家”——涂光炽158
红外物理和技术的奠基者——汤定元160
大地的女儿——郝诒纯162
高分子材料科学的奠基人——徐僖164
科学界的女劳模——沈天慧166
第五辑 赤诚写丹心
“两弹”元勋——邓稼先170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172
全身心投入科学事业的——王业宁174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176
中国教师节的首倡者——王梓坤178
激情于数学王国——王元180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82
“误入”地球物理学——马在田184
中华“神光”的重要缔造者——邓锡铭186
激光元老——干福熹188
“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陈景润190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高庆狮192
“嫦娥之父”——欧阳自远194
谱写观察宇宙的新篇章——苏定强196
中国计算机先驱——孙钟秀198
拓扑学大师——姜伯驹200
中国地震学泰斗——陈运泰202
立志“精忠报国”的科学家——白以龙204
从放牛娃到气象学家——黄荣辉206
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朱清时 208
第一辑
深深赤子情
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 钟观光
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chàng），浙江镇海（今属宁波）人。植物学家，中国第一个用科学方法广泛研究植物分类学的学者；近代中国最早采集植物标本的学者；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
他早年中秀才，1911年任教育部参事；1915年后历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副教授和北平（今北京）研究院副研究员。1918年起，历时4年收集蜡叶标本15万号（标本的数量单位）；1924年创建了北京大学植物标本室；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北平研究院任教授，对我国古代植物学进行了系统地研究。
钟观光自幼聪明勤奋，曾随镇海名士虞澹圆先生学习古文。为了抑制自己的好动性格，学习时他常自己把手脚绑在桌脚上,17岁时已精通古诗词。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考取秀才，乡人戏称“缚脚秀才”。当时，清廷腐败，外患严重，年轻的钟观光认为要不受外国侵略，必须发展科学，兴办实业，以谋求中国的振兴。
为了弥补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钟观光和同乡好友克服重重困难，在故乡镇海创办“四明实学会”，学习研究并进而逐步普及理化、博物等方面的知识。他们先设法购置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的理化书籍，买来后潜心攻读，并按书上所介绍的方法动手做理化实验，在实
验过程中时常遭到挫折，衣服上被酸类化学物质所烧的小洞很多，常因此受到一些人的讥笑。但他们几个血气方刚、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没有屈服，经过反复探索、研究，终于扎实地掌握了所学知识。为及时了解国外科技新进展，钟观光等又自学日文，购买日本新出版的理化书籍研读，开拓知识面。
不久，“四明实学会”迁到宁波市区，他们在已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的基础上，尝试着制造磷，经过反复实验，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1900年，钟观光等自行设计、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了灵光造磷厂，经当时商务大臣盛宣怀派员考测，写下“制造得法，不让外洋”的赞语，并准许专利15年。1901年，钟观光在上海首创了科学仪器馆，1903年又创刊《科学世界》。
1905年钟观光因患病，离开上海去杭州的西湖疗养。在病榻上，他仔细阅读了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和英国韦廉臣合译的《植物学》，并看了不少有关植物学知识介绍的书刊，丰富了这方面的知识。病情好转后，他就到野外采集标本，认真制作，开始进行探索研究，从此走上了“绿色之路”。
1911年，应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之邀，钟观光出任教育部参事，由于当时北大生物学系尚未设立，钟观光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考察各地植物上。他自带干粮，常步行数十里，到山中采集标本，在此期间他几乎走遍了北京周边所有的山川。他的同事蒋维乔曾回忆道：“遇休假日，蔡元培约余等游圆明园，先生（钟观光）挟参考书，远足经行，俨然学校师生，殆忘其为长属也。元培佩采集筒，维乔携轻便压榨器，共行郊野，觅取新种。进园则登万寿山，徜徉竟日而回。”
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开始专心研究植物，进行了系统的植物标本采集、研究工作。他曾立下“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的誓言。在1914年前
后的4年时间里，钟观光的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区，行程万里，采集蜡叶植物标本16000多种，共15万多号；海产、动物标本500多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标本300多种。历时4年的考察活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1927年，年届花甲的钟观光又先后去浙江天台山、天目山、雁荡山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创设了浙江大学植物标本室。
钟观光不仅建立了植物标本室，而且开创了我国学者自己采集和制作标本并进行分类研究的新时代，发现了不少新种属。在现代植物分类中，木兰科植物的观光木属和马鞭草科的钟君木属，就是以他的姓名命名的，这在世界植物分类学中也是极为少见的。钟观光在采集制作大量标本的基础上，悉心厘正，辨其类属，订正学名，使种类繁多的植物有系统可循，这为我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
钟观光没受过任何现代高等教育，完全通过刻苦自学，从一名秀才成为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
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 秉 志
秉志（1886~1965），原名翟秉志，曾用名翟农山、翟际潜，河南开封人。生物学家，近代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
秉志1913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18年又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任动物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学部委员。秉志早期从事脊椎动物的神经学、形态学、生理学研究和腹足类昆虫化石的研究，对达尔文进化学说也有研究；晚年致力于鲤鱼形态的研究。
秉志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在父亲的影响下，聪颖好学的秉志，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和很多文史诗词。15岁时他考进了当时的新式学堂河南高等学堂，3年后又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他博览群书，尤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感兴趣，认为只有这种打破迷信思想的科学理论才能富国强民。190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第二年考取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是我国第一届公费留学生。
在康奈尔大学，秉志勤奋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他又到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神经学家杜纳森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的研究，在白鼠交感神经的发育与性别关系的研究中颇具独创性。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军阀的统治下，政治腐败，没有专门的科研机构，但这并没有影响在美国留学的秉志的“科学救国”的理想。1914年，秉志与留美同胞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这是我国最早的群众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第二年，中国科学社宣布正式成立，秉志也被推选为5位董事之一，并集资刊行我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
带着“科学救国”的理想，1920年，34岁的秉志回国，翌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在秉志的积极参与、主持下，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随即在南京成立，他被推任为所长。1927年，秉志又在北京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为我国沿海、华北、新疆、香港等地区腹足类软体动物的调查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秉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主持生物研究所工作期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向研究所捐款，可基金会里某些美国董事却摆出一副恩赐者的面孔，对生物研究所的工作指手画脚。秉志不理会他们，说：“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会办好。”凭着卓越的领导才能，研究所越办越出色，终于赢得了美国董事们的钦佩。1930年初夏，
一批日本生物学工作者突然提出要到我国四川等地调查动物资源。秉志立刻意识到来者不善，因为这样会造成我国资源信息的外漏。他克服经费短缺、人员不足等大量困难，和中国同行团结协作，很快中国人就自己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有人评价说：“一个学生在美国那种环境中取得研究成果是可以预期的，但更可贵的是在国外受了训练之后，回到中国来，在我们这种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做出成绩来，使中国的科学向前推进一步。”
秉志还对我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地调查研究，他收集了大批标本，积累了宝贵的资料。日寇侵华，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把生物研究所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抢掠一空，并把房屋烧为灰烬。
新中国成立后，秉志已经60多岁了，他仍然满腔热情、信心百倍地努力工作。他常对人说：“活在这么好的时代，就是活到130岁也活不够。”他开始对鲤鱼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先后出版了《鲤鱼的解剖》、《鲤鱼组织学》专著。
1965年，年近八十高龄的秉志上午还在实验室里工作，下午外出开会，晚上，心脏病突然发作，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在第二天凌晨与世长辞。在秉志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发了黄的卡片，卡片上右侧书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强健，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写“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书写“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写“切记切记，勿违勿违”。这个座右铭，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丁 颖
丁颖（1888~1964），广东省高州县人。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水稻科学主要奠基人。
1924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部毕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7~1964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职。周恩来总理誉其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丁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是家中第12个孩子。父亲认为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于是决心借债送他上学。就这样，他幸运地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中学毕业前夕，同学们都说着自己的志向，成绩全优的丁颖突然说出异乎大家的志向：“我决意报考农科！”同学们都愣住了，丁颖慷慨激昂地说：“我深知农民的苦，农民一年到头勤耕力种，却还是挨饿受冻。我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
丁颖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临近毕业时，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纷纷上街游行示威，遭到了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丁颖亲眼目睹了这场镇压活动，非常气愤。回国后他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指导教育工作的人），面对当时官场的贪污舞弊，他极度厌恶却毫无办法，又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于是1921年4月他又一次到日本，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水稻学的中国留学生。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授。那时中国的农科院系刚刚起步，参考资料奇缺，丁颖不愿像多数教师那样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农书古籍，同时，通过开辟试验田试验积累资料。在丁颖等农学家的努力下，中国的水稻学科体系逐渐建立。当时中国广泛种植稻米却无法满足内需，革新农业、造福苍生的热血常在丁颖心头翻涌。他做了大量调查后，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水稻科研经费，但所有这些努力迟迟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失望之余，丁颖立下誓言，要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他认为，当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农业大环境无法改良，自己就更应该立足现实，先培育水稻良种加以推广以达到使农民增产的目的。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怜的260元“经费”，于是他变卖祖产，拿出自己的工资积蓄补充经费的不足，在茂名县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水稻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水稻分类等研究。每天劳作完毕，民工休息后，他就在油灯下继续研究写作。1930年开始，他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东江、北江等试验分场，10余年间共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与国外育种方法相反，丁颖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然后在当地推广，这些良种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
早在1925年，丁颖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涉足官场，不累积财产，只当好教授。他的一生处处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品德：节俭、清廉、为人正直，秉持自己的独立人格。1948年，学生集款购买了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为他庆祝60岁生日，他一直使用到去世，这也成为他身上最贵重的物品。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名言。70多岁时，他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随后日渐消瘦。后来，组织命令他去无锡太湖“疗养”，谁知才过37天，他就又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他一面都未能如愿。回京后他又带病去山东考察。在济南，病情急剧恶化，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坚持做完了考察报告，就被护送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 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蒙古族，湖北黄冈人。著名的地质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
李四光15岁时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汉口保卫战；辛亥革命失败后，到英国伯明翰大学主修地质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平时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独自一人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十四”两字，他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他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之一。孙中山赞赏李四光：“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留学生活结束后，李四光回国。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并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往前线运送军火。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学。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6年的学习生活中，他不仅专业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
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1920年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治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等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被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1928年他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各地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民国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新中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回国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但他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他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的陆地一定有大量的石油资源，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卓越的地理学和气象学家 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1910年公费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后转入哈佛大学地理系专攻气象学，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为拒绝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他辞去了浙大的所有职务。新中国诞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竺可桢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一生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很深，而物候学也是他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个成就几乎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
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小名叫阿熊。镇上的私塾先生为他起了个大名叫可桢，意思是应该做一个坚实的柱子、国家的栋梁。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3岁时，已经认识不少汉字，而且会背诵好多唐诗。中学阶段他努力学习，成绩卓著。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后又转入哈佛大学专攻气象学。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数百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史称“文军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练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大发牢骚，竺可桢总是一笑而过，尽管不赞成束星北这种作风，却仍然力排众议，聘他为教授，并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正是践行了这些方针，当时的浙大，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非常敬佩。
竺可桢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参加考察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这些考察活动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
竺可桢一生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他一直认为科学普及事业是整个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出：科学研究的提高与普及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越是高级研究人员，越应带头向群众进行科普宣传；一个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成绩，应该计入他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内。自1916~1974年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坚持带头进行科普工作，撰写科普讲稿、书籍约160余篇，内容除气象学、物候学外，还涉及天文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等许多学科，读者对象从科学技术人员到少年儿童多个层面。
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 陈焕镛
陈焕镛（1890~1971），祖籍广东新会，生于香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陈焕镛191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他创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1954~197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发现100多个植物新种，10多个新属；与秉志、钱崇澍
（shù）等科学家提出建立天然森林禁伐区的建议。
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陈焕镛就已立下了保护、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落后面貌的志愿。目睹一些外国的探险家、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大量搜集我国珍贵植物，使我国的植物资源不断外流，他深感痛心；他也清楚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许多中国植物的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而在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面对这些情形，导师劝他留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邀其前往非洲采集标本，但他放弃了深造机会，毅然回国。
1919年回国后，他清醒地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去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因此，他不遗余力地紧紧抓住搜集植物标本、收购图书资料和培育人才这三个重点，逐步开展科研工作。他担任大学教授期间，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植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学研究，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与邹秉文及秉志、胡先骕（ｓù）、钱崇澍、钟心煊、陈嵘六位海外学成归国的知名学者结为深交，共同培育学子，并开创了我国最早的现代植物学和动物学科研事业。
陈焕镛是我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委派，赴海南五指山采集植物标本，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当时海南岛山区是瘴气弥漫之地，从未有植物学家到过。他在岛上工作历时10个月，发现不少新植物，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海南岛丰富的植物资源从此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有一次他在采集标本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紧接着又染恶性疟疾，但他仍坚持带伤病工作，不忘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次采集后，使他对海南植物特别注意，后来又多次派遣队伍前往采集，为日后编纂《中国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1922年夏，陈焕镛和钱崇澍在南京筹得500元经费，他们和秦仁昌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的数量单位）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1927年陈焕镛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后，他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并亲自订立了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陈焕镛亲手创建的这个标本馆，后来发展成为拥有70多万号标本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国际学术界，陈焕镛也享有很高的声望。1930年他应邀参加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8月，他作为中国5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代表中国植物学家向大会致贺词。他的发言为我国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中争得两票选举权，会上他和胡先骕两位学者首次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代表，为我国加入国际植物学会及成为命名法规委员会成员国打下了基础。
1951年陈焕镛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任中国4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发表演讲，他的见解及精辟的词语使与会者无不叹服中国的古文化和科学成就，演讲也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入农民群众、尊重农民创造的群众观点。陈焕镛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高度评价和推崇，是与他的治学严谨和学术上的成就分不开的。
我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 侯德榜
侯德榜（1890~1974），字致本，福建闽侯人，著名的科学家、化工专家、我国重化
学工业的开拓者。
侯德榜先后就读于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纽约市普拉特专科学院，192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受范旭东（爱国实业家）之邀离美回国，开始了与范旭东的长期合作及“实业救国”的努力。1950年，侯德榜出任重工业部化工局顾问；1959年，被任命为化工部副部长，兼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化学工业学会理事长。
1890年，侯德榜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6岁入学，经常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即使在放牛、拉车甚至帮助妈妈做饭烧水时，他也抓紧时间学习。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全校师生的称赞。他把读书和振兴中华民族紧紧连在一起，心中滋长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
中学毕业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首次招考留美学生时，侯德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清华学堂里，他更努力地学习，以10门成绩获1000分的特佳成绩被保送到著名的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学习。
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侯德榜最钟爱的是图书馆和实验室。侯德榜了解到中国盛产皮毛，但皮毛工业一直沿用传统工艺，为革新传统的制革工艺，他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制革工艺。1921年，侯德榜完成了《铁盐鞣革》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由于在校成绩优异，论文水平出众，他被接纳为美国荣誉科学会会员和美国化学会会员，两个学会各发给侯德榜金钥匙一把。
在国外留学时，他时刻怀念祖国，惦记着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苦难同胞。这时候，在纽约他遇到了赴美考察的陈调甫先生。陈调甫受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委托，为在中国兴办碱业特地到美国来物色人才。当陈先生介绍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对我国采取技术封锁，而且利用
我国缺碱而卡我国民族工业的脖子的情况时，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侯德榜马上表示：“可以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立即返回祖国，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
1921年10月侯德榜回国后，出任范旭东创办的永利碱业公司的技师长（即总工程师）。他深刻地体会到创业之艰难，在工作实践中，他进一步明白要创业就要避免空谈，避免停留在书本知识上，需要踏实的实干精神。他脱下了白领西服，换上了蓝布工作服和胶鞋，身先士卒，同工人们一起操作。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经常干得浑身汗臭，衣服中散发出酸味、氨味。他这种埋头苦干的作风赢得了工人们、甚至外国技师的赞赏和钦佩。在他的带领下，技师、工人们团结一心，为建成中国自己的碱厂而奋战。
1926年，中国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章。范旭东期望侯德榜撰写一部专著，把制碱法的种种奥秘公之于世。1933年8月，侯德榜的专著问世，这是一部打破索尔维（比利时化学家，索尔维制碱法的发明人）几十年封锁而轰动世界化工界的新著，也是一本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巨著。
侯德榜明白，超越前人必须了解前人走过的路，并深刻地分析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他经过几年的研究探索，作了数百次的试验，成功地把氨碱法与合成氨法合二为一，同时制取了纯碱与氯化铵。此后永利碱业公司将这一新的制碱工艺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也称“联碱法”，这项重大的工艺改革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新中国建设迫切需要化肥，焦点集中到氨加工品种选择这个关键问题上。侯德榜倡议用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这项新工艺通过了技术关和经济关。之后，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论是选择学习制革，还是最后从事制碱，侯德榜都把振兴民族工业放在首位。1972年，侯德榜日渐病重，行动不便，仍多次要求下厂视察，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他还多次邀请科技人员到家里开会，讨论小联碱技术的完善与发展等问题。
侯德榜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面对鲜花和掌声，他平静地说：“我的一切发明都属于祖国！”他为中国的化学工业事业奋斗终生，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第一位现代数学博士 胡明复
胡明复（1891~1927），江苏无锡人，数学家，我国以攻读数学专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胡明复1901年就读于上海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1910年赴美留学，筹创科学社和创办《科学》杂志，毕业后入哈佛大学专攻数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大同大学（1952年取消大同大学建制）；1918年7月参与审定几何、代数、微积分、函数论等数学分支的名词；1924年被商务印书馆聘请兼任数学函授社主任，主持编写了一批普及性的数学书籍，为中国的数学传播事业做了基础性的工作；他还编写过微积分、高等分析方面的教材，翻译过《科学大纲》等普及性的科学书籍。1927年，溺水而亡，年仅36岁。
胡明复生于书香世家。1901年，与弟弟胡刚复同入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此后兄弟俩又一同升入南洋公学中学。南洋公学校长张元济对胡明复弟兄十分欣赏，称他们为奇童。两人聪明过人，成绩很好，但当时胡明复年幼不懂事，喜欢打闹，学校无奈，将胡明复开除。家中为示惩戒，将他送到宜兴，在一家杂货铺当小伙计。渐渐地，胡明复开始懂事，向往着能够一心一意地读书的生活，一年半后他再也不肯进店，一再恳求父亲和祖父送自己进学校读书。父亲和祖父被他的诚心和耐心感动，送他到上海中等商业学校念
书。后来，胡明复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校毕业；随后，又入南京高等商业学堂就读，在校三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他丝毫不敢满足，因为在家里他仍然被看成是“最差”的学生。
1909年，家人鼓励正在上海震旦公学物理系读书的胡刚复参加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胡明复也暗下决心，一边照常学习高等商业课程，一边刻苦自学，终于在1910年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届留美生。1910年秋天，胡明复赴美进入著名的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学习，与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赵元任为同班同学。1912年胡适也由该校农学院转到文理学院，与他们同班学习，三人成绩皆佳。1913年，为了表彰这三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同时被推荐为负有盛名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临近大学毕业时，胡明复、赵元任又被推举为同负盛名的美国科学学术联谊会会员，为中国留学生争得了殊荣。1914年夏，胡明复获文理学士学位。毕业前后，他与部分中国留美学生筹备创立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立志为振兴中国的科学事业尽力，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1917年9月，胡明复回国。刚一回国的他就收到不少大学的聘书，其中以北京大学最为诚恳，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在美国时，他就立志要将其兄胡敦复主持的上海大同大学办成一所高水平的学府，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胡明复认为，大学生不能光啃书本，还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和研究。他一到校就倡议成立了“大同大学数理研究会”，它成为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阵地，他在研究会作的《误差论》等讲演，深受学生们欢迎。
当时，由于胡敦复在上海的时间很少，因此学校的教务、人事等日常工作就落到了胡明复的肩上。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管理好大学，他从家里搬出来独住。当时学校的建设任务相当繁重，他亲自设计校舍。坐落在上海新闸路西康路口大同大学旧址的校舍，就是他绘图设计的。胡明复还亲临施工现场指挥，显示了杰出的管理才干。大同大学的经费一向十分困难，胡明复将自己的积蓄都投到教育中，被后人称颂为“毁家兴学，劳怨不辞”。
1927年，北伐军抵上海后，胡明复被推举为上海政治分会教育委员会第一任教育委员。不幸的是，这年他在无锡溺水身亡。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胡明复一心一意地从事着最基础性的工作。他说，一个人倘若能做3个人的事业，或在一日之中能做3日的工作，那么他不啻把自己的生命延长了3倍，他若30岁死，也同活到90岁无异。他的同事、学生们在悼念他时都说，胡明复何止做3个人的事业，他恐怕没有一天不做5天的工作。
胡明复默默奉献的精神及科学上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尽管他溺水身亡时正值北伐战争，但报纸仍在显著位置刊出了“胡明复泅水被溺毙，由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呈请褒扬”的报道。1929年7月，中国科学社将胡明复遗体迁葬于杭州西湖烟霞洞山坡上，蔡元培先生题写了碑文。1929年11月，中国科学社在上海修建我国第一座采用新式建筑设计的图书馆——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将其命名为明复图书馆。
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 陈建功
陈建功（1893~1971），浙江绍兴人。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
1910年，他考入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和东京物理学校就读。1923年再次赴日，入东北帝国大学就读。3年后，又赴日在东北帝国大学读研究生，1929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院士。1947年赴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杭州大学副校长、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广泛数学领域中都作出卓越贡献，是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陈建功的父亲是慈善机构的普通职员，月薪仅两块大洋。陈建功是长子，有6个妹妹，因此家里的生活十分清苦，无力请先生教他读书，5岁时陈建功开始附读于邻家私塾。他聪颖好学，几年后就进了绍兴有名的蕺（jí）山书院。1909年又考入绍兴府中学堂，鲁迅先生当年就在那里执教。1910年进入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求学。毕业后，陈建功为了用科学富国强民，选择了东渡日本深造的道路。
从1913年到1929年，陈建功三次东渡日本求学，成为20世纪初留日学生中第一个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也是在日本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一个外国人。这件事轰动了日本列岛，祝贺会上，他的导师说：“我一生以教书为业，没有多大成就。不过我有一个中国学生，名叫陈建功，这是我一生之最大光荣。”那时，他的导师苦于自己专业领域内缺少日文著作，就委托陈建功用日文写了一部关于三角函数的著作，这部著作既反映了国际最新的成果，也包括了陈建功自己的研究心得，数十年后仍被列为日本基础数学的参考文献。他首创的许多日文名词，至今还在使用。
导师留他在日本工作，陈建功婉言谢绝。回国后众多大学争相聘请他，浙江大学校长请到了这位英才，并让他担任数学系主任。1931年，在陈建功的建议下校长请来了中国的第二位日本理学博士苏步青，接着又请苏步青担任数学系主任。从此两位教授密切合作2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形成了国际上广为称道的浙大学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从杭州出发，不断西迁，辗转跋涉2600多公里，于1940年初先后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陈建功把家眷送往绍兴老家，自己只身随校西行，沿途日机轰炸，生活极端困苦，但他仍然没有停止数学研究与教学，他表示，“决不留在沦陷区”，“一定要把数学系办下去，不使其中断”。
抗战胜利了，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邀请陈建功同去接收台湾大学，临行前陈建功对同
事说：“我们是临时去的。”次年春天，他果然辞去台湾大学代理校长兼教务长职务，又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并在当时由陈省身教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1947年他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研究员。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也丝毫没有打动他的心，一年后他又回到浙江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陈建功、苏步青等教授都调至复旦大学。校长特别器重他们，给他们安排了较好的工作条件，浙江大学学风在复旦大学弘扬起来。年过花甲的陈建功工作量仍然大得惊人，他常常同时指导三个年级的10多位研究生，还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同时，他写成的《直交函数级数的和》、《实函数论》等专著也相继出版。
陈建功是一位杰出的数学教育家。他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几十年，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数学工作者，他的不少学生，都成了我国数学研究部门和高教战线上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陈建功在教学中很注意深入浅出，善于用通俗的语言，把复杂难懂的数学原理讲得清晰简明，使听者印象很深。他的学生很多，直接受他指导的研究生就有40多位，他们大多成为数学教授，有的闻名于世界。
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 陈 桢
陈桢（1894~1957），字席山，别号协三，出生于江苏省邗江县。著名的动物学家、遗传学家、教育家，我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和动物行为学、生物学史研究的开拓者。
1918年，陈桢从金陵大学农林科毕业；1919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自1927年起，历任中央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
调整后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同年因病逝世。
陈桢于1913年到上海中国公学预科学习，他有志振兴农业，毕业后考入金陵大学农林科。1921年获硕士学位后，随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专攻遗传学。陈桢看到，摩尔根教授以果蝇为材料，应用杂交实验和细胞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辟了遗传学研究的新领域，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陈桢深受启发，认识到遗传学研究首要的是材料的选择，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有创新，这样才能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并获得重要成果。
回国后，他任东南大学生物系教授。1923年开始金鱼遗传的研究工作。由于教学中缺少合适的中文教材，他编著了《普通生物学》。此后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授，除继续进行金鱼遗传的实验外，他还开始对蚂蚁的筑巢行为进行深入的研究。为了便于观察，他在实验室和家中都养了许多蚂蚁，不分日夜地连续观察，终于揭示了蚂蚁筑巢行为中的一些规律。
“七七事变”后，陈桢随清华大学南迁，1938年他回北平（今北京）搬家，在北平的日军得知信息后，派日本遗传学家威逼他留在北平工作，他的行动也受到日本特务的监视。在威逼恐吓面前，作为一位正直爱国的科学家，陈桢不为所动，为了避开日本特务的监视，他连日前往协和医院，佯称在协和医院工作，并暗地迁居，连夜由天津乘船经香港、海防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陈桢复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经他亲自认真组织和妥善安排，生物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绩。1948年，陈桢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北平研究院评议员。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来函邀请他去美任教，开出优厚的条件，陈桢出于科学家一腔爱国之心，毫不犹豫回函谢绝，决心留下来为祖国服务。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清华大学生物系调入北京大学，与北大生物系合并，陈桢在生物系从事生物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相继发表了一些有创见的论文。
1953年，陈桢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和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主任，并主持中国动物图谱和《动物学报》的编辑工作。他先后聘请一些著名动物学家到动物研究室工作，该研究室陆续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1955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动物研究室改为动物研究所，陈桢任所长，他带病主持了动物研究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病中他提出了动物遗传学研究的规划设想。当年11月，陈桢病逝于北京。
陈桢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东南大学任教时，他编著了《普通生物学》，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于1933年出版了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发行后，风靡全国，沿用20多年，总共出版了159版，成为公认的通用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影响几代人，为我国生物学人才培养和中学生物学教学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小麦大王 金善宝
金善宝（1895~1997），生于浙江诸暨县。农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
1920年，金善宝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学系，1930~1932年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遗传育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历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农艺系主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南京农学院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职。
金善宝从6岁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读书之余总是帮助母亲上山采桑养蚕。直到上中学，每年的寒暑假他几乎整天帮助母亲在桑园竹园里劳动。这段生活经历不仅锻炼和培养了他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让他学习到了农业生产本领，同时使他体会到旧社会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生产的落后。191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不收学费又提供饭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
1920年，金善宝以优异成绩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毕业。农学部主任邹秉文先生介绍他到本校所属小学任农业教员。因已深深爱上了农业科学，他婉言谢绝了自己非常尊敬的老师的苦心相留，并得到了老师的理解。不久，邹先生又推荐金善宝去学校新建的试验场当技术员。当时小麦试验场只有106亩地，一台美制五行播种机，设备简陋，一切农活都要靠人力和畜力，工作繁重，经费也极其有限。但试验场的建立是我国小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几年间，金善宝选育了“姜堰黄皮”、“武进无芒”等优良小麦品种，推广种植后，产量大增，这些品种深受农民欢迎。
1930年，金善宝应考出国留学生被录取，他先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入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学习。中国的贫穷落后使金善宝等海外游子处处受人歧视，在一次学校举行的聚餐会上，一位美国学生蔑视地对金善宝说：“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中国人正饿着肚皮呢！”金善宝听后，对这位挑衅者异常愤怒，当即回敬道：“先生，遗憾得很，中国离这儿太远了，还是请先生拿到芝加哥公园里去吧！那里失业的人有的是，他们正需要这些。”1932年初，他毅然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航船。
回国后，金善宝先回到杭州劳农学院工作任副教授，半年后又应聘任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他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工作。作物育种要掌握大量的品种资源和品种类型，这是创新品种的基础。为了广泛搜集我国各地的小麦品种材料，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克服种种困难，从700多个县中搜集了大量品种，并选出了一批优良的地
方小麦品种，推广生产后，都实现了增产的目标。为改变我国小麦研究、教学和生产上资料缺乏的状况，金善宝根据中国小麦生产的现状，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吸收古今中外小麦栽培的知识，于1934年撰写我国第一部小麦专论《实用小麦论》，成为我国小麦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重要文献，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七七事变”后，金善宝随中央大学西迁到重庆沙坪坝，尽管条件很艰苦，但金善宝并没有停止小麦的研究工作，与助教蔡旭和学生搜集了大量的四川小麦品种；1939年还从3000多份国外引进的品种中，系统选育出适合长江中下游栽培的“南大2419”和“矮粒多”两个优良品种。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优良品种很快推广为我国南方冬麦区的主要品种，20世纪80年代种植面积仍达百万亩以上，为我国小麦生产做出了杰出贡献。
金善宝为我国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根据我国幅员辽阔，地跨热带、温带和寒带的优越自然条件，提出小麦异地加代繁育的设想。他和助手们经过五年实验，取得了成功。一年可繁育三代，把春小麦新品种选育的时间从10年左右缩短到三四年，成为我国小麦育种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金善宝还自撰或组织编撰了大量论著，1961年他主编了《中国小麦栽培学》；1964年，他与刘定安主编了第一部为我国现代小麦栽培品种立传的历史性文献《中国小麦品种志》。1983年，金善宝任主编、庄巧生任副主编，出版了《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本书获得了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现代桥梁之父 茅以升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茅以升自1949年起当选为一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起当选为第一至
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6年茅以升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次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教授、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民国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央名誉主席。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10岁那年，端午节时，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就会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有关桥的资料。
中学毕业后，茅以升先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公费保送留美，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谁知该校注册处主任这么说：“中国唐山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必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注册。”结果茅以升的成绩极佳，学校便给他注册。从此，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学生，特许不再经过考试这一关了。
在美国完成学业后茅以升毅然回国，在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任教授。茅以升说：“回顾我
的读书生活，这么多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的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
1933~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建桥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打桩。为使桥基稳固，需要穿越41米厚的泥沙在9个桥墩位置打入1440根木桩，木桩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断桩。茅以升从浇花用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把原来一昼夜只打1根桩的进度，提高到一昼夜可以打30根桩，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第二个困难是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沉箱上再筑桥墩。放置沉箱很不容易，开始时，一只沉箱，一会儿被江水冲向下游，一会儿被潮水顶到上游，上下乱窜。后来他把3吨重的铁锚改为10吨重，沉箱问题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困难是架设钢梁。茅以升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
钱塘江大桥是一座经受了抗日战火洗礼的桥。有一次，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原来因日军飞机轰炸，工地关闭了所有的电灯。钱塘江桥冒着敌机的轰炸，终于在1937年建成通车。以茅以升先生为代表的我国现代桥梁工程先驱，在钱塘江上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在中国桥梁工程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进行了全面严密的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等学术著作。
微循环障碍研究的先驱 钱 潮
钱潮（1896~1994），字君胥，浙江杭州人。中国儿科专家。
钱潮早年考入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后赴日留学；1914~1918年，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班和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924年回杭州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1958年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9年任上海新成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兼儿科主任；1977年当选为中国微循环与莨菪（ｌàｎɡ ｄàｎɡ）类药研究学会会长。他是我国微循环障碍和莨菪类药研究的先驱之一。
钱潮的父亲是教师，他相信新学，曾用白话文编写中学语文和历史教材。钱潮15岁那年，长兄患病发热不退，庸医误投泻剂以退热，服药后大泻不止，最终肠出血而死。他当时即认为庸医杀人不见血，而良医则能救人生命。从那时起，他就立志学医。1913年，钱潮考入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并由该校教师介绍赴日留学。在九州帝国大学期间，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毕业后，他认为要学好临床各科应先学好内科作为基础，于是向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内科泰斗小野寺教授学习，在小野寺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尿色素原的意义和其临床检出法》一文，“检出法”可在临床用于鉴别诊断，受到好评。他在日本内科学会上作了报告，获得了一定数额的奖金。1924年，公费期满，他谢绝挽留毅然回国。
回国后，他先后在浙江医药专校（现浙江大学医学院）、浙江省辖广济医院、杭州医院等单位任教授、主任、院长等职。那时，绍兴、萧山一带流行姜片虫病，他研究发现，该病除引起肠道症状外，还会招致患者身体发育障碍，小儿患者身体发育显然受阻而致侏儒
症，他撰写了《姜片虫病对宿主引起身体发育障碍》一文。
战事迫近杭州时，钱潮全家迁到上海，从事医生职业。他曾在日本留学，在当地又有一定影响，日本侵略者想拉拢他出任伪浙江省省长，被他严词拒绝。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要员中又有他的同乡和留日同学，也想拉拢他为国民党做事，仍遭到他的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医学组组员、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上海血吸虫病防治所顾问等职。1958年冬，上海市麻疹大流行，新成区卫生局将当时的大公医院临时改为麻疹医院，钱潮被任命为该院业务领导和总负责人，医院共收治麻疹严重并发症患儿1036例，病死32例，是全市麻疹病死率最低的医院。
1959年10月1日，新城区中心医院建成，钱潮任副院长兼儿科主任，他用阿托品（一种解毒药）治疗中毒型菌痢，提出微循环学说。早在1925年钱潮在浙医任教期间，正逢中毒型菌痢流行，当时病死率高达70％-80％。曾有一家3个小孩儿同日患病，第二天先后死亡。因此，征服中毒型菌痢一直是钱潮的夙愿。中国医药工作者在研究治疗血吸虫病时，为锑（ｔī）剂中毒导致植物神经紊乱伴发严重支气管痉挛的患者静脉注射阿托品，治愈率甚高，这使钱潮受到很大启发。他注意到，锑剂中毒病人并发支气管痉挛，与中毒型菌痢出现的呼吸困难综合征有类似之处，同时日本文献报道，阿托品曾用于治疗因脑血管痉挛引起的头痛。1959年的一次会诊中，有名重症中毒型菌痢患儿，呈深度昏迷，呼吸极度困难，除中枢神经症状外，还并发支气管痉挛。钱潮投用大剂量阿托品抢救，患儿终于起死回生。此事引起了钱潮研究阿托品的兴趣。
钱潮和助手们对中毒型菌痢患儿进行严密的临床观察，并与眼科医师配合，经眼底镜检查发现患儿眼底小动脉痉挛，明确了眼底小动脉痉挛与中毒型菌痢症状的相互关系。他们又通过动物实验，初步证明大剂量阿托品具有解除血管痉挛的作用。阿托品经临床应用，
效果良好，不少濒危患儿因此得到挽救。自1959年钱潮首先用阿托品治疗中毒型菌痢而使病死率显著下降后，阿托品已从一种普通的辅助药一跃成为重要的抢救药。
1977年，在阿托品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微循环与莨菪类药研究学会成立，钱潮被认为是研究微循环学说与莨菪类药方面的创始人之一，并被选为该会会长。1979年他与祝寿河、杨国栋一起主编了《微循环障碍和莨菪类药》一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此时，莨菪类药在休克抢救上的使用已在各地开花结果。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吴有训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安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
1920年，吴有训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随康普顿（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康普顿效应”的发现者）从事物理学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江西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秋起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底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49年任校务委员会主任；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还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
1921年吴有训考取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教授。康普顿通过X射线经过石墨等物质时发生散射后光谱组成的实验，提出了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即康普顿效应。康普顿效应发现于1922年，这一发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典物理观念根深蒂固，康普顿效应一经提出，就遭到人们的怀疑和非难。
吴有训接受了验证康普顿效应的课题，他夜以继日埋头于实验室，进行艰苦的实验和严谨的计算、分析、整理，终于获得了15种元素散射X线的光谱图。他的实验无论是在精细度还是在可靠性方面都无可挑剔，成为对康普顿效应广泛适用性的强有力证明，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康普顿效应很快为物理学家们所接受，1927年康普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吴有训的工作也得到了物理学界的重视，他的名字随之闻名中外。
1925年吴有训以“康普顿效应”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后，康普顿盛情邀请他继续留在实验室工作，但他毅然决定回国，要为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8年，吴有训被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虽然已是知名的科学家，但他仍亲自讲授《普通物理学》等基础课程。他还特别注重实验科学，在清华创建了第一个物理实验室，是我国开展近代物理学实验研究的先驱。他诲人不倦，亲自指导学生查阅文献，制备实验装置，以严谨的作风培养出王淦昌、赵九章、余瑞璜、翁文波等许多优秀学生。
当时中国科研条件非常落后，但吴有训始终没有放弃对X射线的研究，1930年在国际权威杂志《自然》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严济慈盛赞他“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先河”。
吴有训强调搞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儿马虎，一定要精益求精，并且要持之以恒，坚持到底。精细与有恒，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
为了验证康普顿效应，他进行了上百次实验，整理了上百万字实验笔记。在公布实验结果后，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提出异议，声称实验无法重复。吴有训对自己的实验充满信心，他核对了所有实验数据，确定无误后，亲自前往哈佛大学，当场演示了实验过程。他做实
验的动作熟练而果断，实验结果准确无误，博得了在场同行热烈的掌声，精细的实验完全消除了别人的疑虑。
在清华上第一堂物理实验课时，他要求学生用一根两厘米长的短尺量出3米的距离，度量一定要准确。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但要求必须精细，稍有疏忽，就会出错。他要让学生明白：在科学实验中要重视每一个细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940年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胡伦积请老师题写赠言，吴有训欣然写下：“科学工作，在精细与有恒。”40多年后，胡伦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这两句话在我学习地质科学中，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这是老科学家自己学习实践的总结，也是老科学家对后辈科学工作者的诚恳希望。”
吴有训经常鼓励学生，科学研究的道路并非平坦，要取得成就，必须做到持之以恒。钱三强因为听了吴有训关于康普顿效应的演讲，决定一定要来清华大学跟随吴先生学习。后来他如愿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吴有训鼓励他：“你的愿望很好，只要脚踏实地，并持之以恒，一定能成功！”钱三强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有训一生献身科学事业，取得了重要成就。他的学生王淦昌撰文写道：“吴先生的一生，说明中国人是有聪明才智的，是勤奋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不只是智力可以与其他任何民族相较量，中国人的品质也可以与任何民族相媲美。”
我国心理学界的圣人 潘 菽
潘菽（ｓｈū）（1897~1988），原名有年，字水叔，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心理学主
要奠基人之一。
1920年，潘菽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1927年在美国留学，先后获印第安纳大学硕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并当选为中国科协常委、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等职。潘菽早年从事记忆、错觉、知觉等实验研究；后来主要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提出心理学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而是具有二重性的中间科学的观点；他将心理活动分为意向活动和认识活动，以区别于传统的“知、情、意”三分法体系；他对意识、身心关系、个性等心理学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潘菽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当时被捕的32名爱国青年之一。这场运动，使他明白一个道理：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加之此前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使他对教育产生了兴趣，他决定去美国学教育理论。到美国后不久他的看法又有改变，他认为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基础科学，既与教育有密切关系，又比教育更具有根本的性质，于是改学心理学。
潘菽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大致分为六个阶段，即十年定志、十年彷徨、十年探路、十年依傍、十年自强、十年播扬。20世纪20年代，正是国际上许多心理学派别激烈纷争的时期。这使他感到心理学还不大像一门真正的科学，他立志要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使心理学成为一门名实相符的科学。1927年潘菽学成回国，当时，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心理系，他被最早成立了心理系的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聘为心理学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任心理系主任。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当时对心理学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也还看不清
楚，他陷入了彷徨，但并未动摇自己的志向。潘菽在报刊上以《为心理学辩护》为题，接连发表文章，竭力争取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重视和支持，并鼓励心理学的同仁知所奋勉，在特定的环境下仍要认清心理学的价值所在，并要敢于知难而进，有所作为，共同开垦中国科学领域中的这一“半荒区”。
抗日战争期间，潘菽随学校内迁重庆。在重庆期间，他把大量精力积极投入到抗日民主爱国斗争中，同时一直坚守着心理学这块科学阵地。他以自己学习、研究所得，为心理系的学生开设了一门新课——理论心理学，试图用刚接触到的新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心理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心理学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1963年他多次突发心肌梗塞病，病危。“文革”期间，心理学被诬为“伪科学”，心理研究所和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也被取消。潘菽虽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但仍遭到各种迫害。在一次批斗会后，他对自己的夫人说：“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偷偷地写下了50多万字的《心理学简札》初稿。通过写《心理学简札》这项工作，他明确了不少心理学中的问题，更加坚信我国心理学必须自强自立，决不能再一味仰望于任何国家。
“文革”结束后，年近八旬的潘菽不顾体弱多病，重新挑起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这两副重担。他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同时带头从事研究和著述。在生命的最后10余年中，潘菽共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5本。在他去世之前，一直主持《关于意识的心理学研究》工作，还担任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会主任。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女儿曾专门写信给他，劝他注意身体。他回复一张小小的字条：“我专心致志，时间不够用是事实，实无办法。早睡不可能做到，除非放弃工作。”
潘菽被誉为“我国心理学界的圣人”，他在心理学的教学、科研及其组织领导岗位上勤
勤恳恳地工作了60余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开拓者。
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 张孝骞
张孝骞(1897~1987)，字慎斋，湖南长沙人。著名的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
张孝骞早年在湘雅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1926年、1933年两次赴美学习；1934年回国，先后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副教授，湘雅医学院内科教授、教务主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协和医学院内科教授、协和医院内科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内科杂志》总编辑，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他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膜炎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在医学教育方面，他也培养了许多骨干人才。
1914年冬天，17岁的他希望报考工业院校，以图工业救国。当时湖南省内的工业大学，春季不招生，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出省读书。而湘雅医学院春季招生，学制7年，冲满矛盾心理的他通宵未眠，反复比较“贫”和“病”这两个字——哪一个是中国的症结？哪一个是自己可参与改变中国的事业？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后，张孝骞决定学医。
据传，由张孝骞父母选定的结婚之日，恰在他毕业考试前夕，他遵命完成结婚仪式，未入洞房，告辞亲友，连夜回校，准备第二天应考。毕业时，张孝骞考试成绩、临床研究两项指标均获第一名。毕业后第二年，已经是内科总医师的张孝骞，去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协和医院发现其素质优秀，将他留下，从住院医师重新做起，次年升协和总住院医师，被选派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是他在美国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临床研究》杂志上。30岁的张孝骞已站在与国际平行的起跑点，开始展现他结合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的贯通功力。
20世纪30年代初，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消化专业组，最早主持协和医学院的消化学系，开始了这一领域里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即便在日后参加了内科的专业化工作后，他心中一直保持着对医学的全景观照，坚守着“治人而非仅治病”的理念。
张孝骞医术高超，经他诊治的疑难病例，至今仍在流传。一位卧床老年妇女，腹部膨出，皮肤绷得光亮。医生诊断为冠心病、肝硬化，但住院很长时间，经各种检查和试验性治疗，腹水原因一直没能查出，各主要脏器均受影响，生命垂危。张孝骞看过病人后，通过和病人交谈，发现她表情淡漠、反应迟钝，极像甲状腺功能低下病人的症状。他翻阅了入院以来的病历，判断这个病人的腹水是因甲状腺功能低下引起的。他告诉主管医生，这种少见的疾病，国内外只有少量报道，相关的资料在什么书籍、什么杂志的第几页，书和杂志在图书馆哪个书架的什么位置，在场医生无不敬服。
张孝骞有个习惯，门诊或查房时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一些临床病例简单扼要地记在上面，他的遗物中就有五六十个记满了不同患者病例资料的小本子。20世纪60年代，有位一患感冒就休克的女病人来到协和医院，这位病人似曾相识，张孝骞怀疑自己对她已有过诊断，但不能确定。他问：“你曾经来协和医院看过病吗？”病人说30年以前来过，病历不可能找到了。下班后他翻出一大堆纸质变了色的小本子，直到深夜仍没有什么收获。他突然想起来，那位女病人难产，曾经有过大出血，这会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机能减退，造成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急反应的缺陷，在受到急性感染时，就可能发生休克。由此确定了病症，病人服用了他开出的药后，病情很快就好转了。
张孝骞“一生别无所好，唯一的喜爱就是诊治病人”。他在《临床医生要讲究思想方法
的修养》一文中指出：“一个医生不管他的本领多么高，他对病人病情的了解是无限度的，无止境的。对任何一个病人，我们都不能说我们的认识到顶了，不需要继续观察了。我们开始接触病人，收集了许多资料，然后进行分析，在分析中又会发现新的问题，又再去了解，收集情况，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反复中深化的。反复的过程非常重要，对疑难病症更是如此。”
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叶企孙
叶企孙（1898~1977），原名鸿眷，号企孙，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叶企孙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随即赴美深造，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士学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1948年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从1918年到1923年，叶企孙怀揣报国梦想留学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1920年夏转入哈佛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美国实验物理学家）攻读博士研究生。叶企孙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他改进了前人的实验设备和研究方法，于1921年3月成功得出实验结果，并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据文献记载，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以至后人每提到叶企孙便会想起这一成就，这一年叶企孙年仅23岁。叶企孙的另一科学成就是液体静压力对典型的铁磁性金属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1923年，他以此为研究
课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在这个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受到当时欧美科学界的广泛重视。
“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当之无愧。1993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纪念叶企孙先生》一文中评价道：叶企孙先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我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为我国物理学研究与理科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叶企孙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创建物理系时，叶企孙实际上是首任系主任。他白手起家，一步一个脚印，请名师、设课程、筹资金、抓学风。1929年又亲手组建清华理学院，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一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史家认为他已“超过了孔子”。从叶企孙回国任教时起，到抗战前清华物理系的最后一批学生在西南联大毕业的1940年，单是物理系的毕业生中，后来被选为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获得同等称号的科学家就有王淦昌、周同庆、赵九章、翁文波、钱伟长、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于光远、葛庭燧、秦馨菱、林家翘（美国科学院院士）、戴振铎（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等22人，理学院毕业生有许宝、陈省身（美国科学院院士）、张大煜、张青莲、武迟等33人，如果再加上1941年后西南联大的历届毕业生、1946~1952年的清华毕业生，以及通过其他渠道受教于叶企孙的学生，他们当中获得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各种头衔者达70人。叶企孙弟子的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于国家于民族的巨大贡献，史所罕见！
叶企孙有高尚的人格和开明的思想。王大珩（ｈéｎɡ，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应用光学专家）说：“叶先生不仅教我学知识，更重要的、使我终身受益的是，我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爱国的、无私的人格。”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他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工资还高，当发现吴有训的工作能力很强时，就推荐他当物理系主任。
1937年，他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不是自己能力不行，不是遭到众人反对，更不是到了退休年龄，完全是举贤自让的行为。后来，吴有训又成为中央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副院长。
叶企孙尊重教师，也热爱学生。王淦昌回忆道：“我和叶先生是同时进清华的，他当先生，我当学生。叶先生非常关心学生，我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先生就给我钱让我回家。”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让这些学生喝，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儿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1992年5月，他的老学生和老同事185人捐款成立“叶企孙奖”基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基金会名誉主任、清华物理系第七届毕业生钱伟长深情地说：“我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笔奖金的钱很菲薄，但是它代表一种心意，是一种很高尚的精神力量，可以鼓励青年学生奋发上进。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来。”
一生追寻“科学之光” 严济慈
严济慈（1900~1996），字慕光，浙江东阳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开拓者之一。
1923年，严济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赴法国留学；1925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博士学位；1928~1930年在法国从事科研工作；1930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教，曾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5~1938年被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45~1946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讲学。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职。他还是杰出的社
会活动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还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严济慈自幼聪颖好学，小学、中学毕业考试，他是全校、全县第一名；浙江省教育厅举行全国6所高等师范学校联合入学考试，他是全省第一名；1918年，18岁的严济慈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录取后复试时，他还是第一名。
求学期间，才华过人、勤奋异常的严济慈在熊庆来、何鲁等教授的指导下，编写并出版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两部著作。后来他去法国留学的费用主要就是靠的这两本书的稿酬。
严济慈留学法国仅仅一年就考得3张文凭，创下了该校从未有过的奇迹，被传颂一时。两年后，他又以创造性的研究大大突破了导师法布里（法国物理学家，证明了高层大气中臭氧的存在）原先为他拟定的博士论文课题，以《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法布里在当选为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举行的仪式上，自豪地宣读了他的这位中国学生的论文。第二天，《巴黎晨报》就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法布里和严济慈的大幅照片。一时间，严济慈名声大振，成为巴黎学界的新闻人物。
严济慈学成归国时，在船上，他遇到一位比他年长三五岁的同胞，那人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您好，严济慈博士，我在《巴黎晨报》上看到过您的大名。对了，我叫徐悲鸿。”两人一见如故，徐悲鸿为严济慈画了一张肖像素描，并写了一行法文小字：“科学之光，徐悲鸿”。这既寓含着严济慈研究的光学和他的字号（字慕光），又表达了徐悲鸿希望严济慈成为科学之光，去照亮黑暗中国的心愿。回国后，他俩又先后受聘为中央大学的教授，从此俩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严济慈青年时代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致力于学术研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正在法国访问。日寇的侵略使他无比气愤，他在巴黎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上发言，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阻止日本侵略者妄图轰炸古都北平的暴行。这时，吴玉章（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从莫斯科到巴黎，严济慈义不容辞地充当他与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之间的联络人，在巴黎互助厅等处安排群众集会，由郎之万主持，吴玉章作报告，倡议组成民族统一战线。
1980年第11期《人民教育》发表了严济慈题为《谈谈读书·教书·写书·做科学研究》的长篇文章，他认为“读书主要靠自己”、“要摸索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读书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就是听（听课）—看（自学）—用（查书）的发展过程”，即“把书‘越读越薄’的过程。”
他认为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探索未知，因此，在学术上应有所创见，在技术上应有所创造，即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应有所创新。为此，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两个学术条件，即“能够提出问题”和“善于解决问题”，而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他特别欣赏的第一流工作就是：“研究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必须是自己设计、创造的，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现成买来的。”
一代建筑宗师 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学教育家，梁启超长子。
梁思成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学教育事业。他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
以严谨、勤奋的学风著称；他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他还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由于父亲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梁思成的童年时代就在东京度过，他就读于日本的华侨学校。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这让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自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以来，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他11岁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梁思成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他也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1927年，梁思成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
1931年，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并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日方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而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47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
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研究中国古建筑以外，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仍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老师。他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善于深入浅出地、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师的任务和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等。他善于从课内联系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
梁思成在学术上是大公无私的，他希望把全部知识都传授给年轻一代。无论是过去积累还是新近获得的资料，他从不保密，尽其所有地为大家讲授。梁思成的学术成就还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有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并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图像中国建筑史》。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第二辑
拳拳爱国心
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 胡焕庸
胡焕庸（1901~1998），江苏宜兴人。著名地理学家，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自然地
理学的重要奠基人。
胡焕庸1923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赴巴黎大学进修。1928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等职；1934年率青年教师考察苏北的水利和盐垦工作，并开始系统地研究人口地理学，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一文，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等值线人口密度图；1936年发表了第一张中国农业区划图；1950年参加治淮工作；20世纪80年代继续研究人口地理学。
胡焕庸不满两周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全家靠着母亲帮人缝纫做衣维持生活。胡焕庸好学上进，发奋读书，清贫的家境，让他艰难地熬到中学毕业。正当他要放弃读书的关键时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招生的消息传来了，由于报考人员多，竞争非常激烈，胡焕庸成绩优异，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1920年，竺可桢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在竺老的亲切教导和关怀下，胡焕庸迅速地成长。后来，胡焕庸曾辅助过竺老开展气象研究工作。从1930年起，胡焕庸长期主持中央大学地理系的系务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数成为我国地理界和气象界的知名学者。
胡焕庸在地理学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不过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在早年留法期间，曾有机会听到法国现代地理学一代宗师E.德马东和白吕纳等人的讲授，又钻研过拉采尔、维达尔·白兰士等人关于人口地理方面的论著。西方的新地学体系启迪着年轻的地理学家的思维。在现实的地球上，既没有超然物外的人，也没有不受人影响的纯自然；在人和地的关系中，地只是“人化”了的自然界，而人才是大千世界的主体。因此，他把研究人的分布迁移规律的人口地理学，看做是地理学的核心。
胡焕庸呕心沥血地编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图中的2万多个点代表了我国当时
4亿多人口的实际分布情况，然后用等值线法作出人口密度图。且不说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艰辛，单是把这么多点准确地标在图上，再作出分等密度图，就是一项非常细致而繁重的劳动。
胡焕庸在人口地理方面的学术思想受到国际上同行的重视。《中国人口之分布》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人口地理的必读之作。该文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作者在充分论证人口分布与自然条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人口地理界线，这就是爱辉（瑷珲）——腾冲一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田心源（著名人口学家）教授，甚至将该线称为“胡焕庸线”。这对我国经济布局、民政建设、交通发展等都很有参考价值。
胡焕庸教授在进行人口地理的研究工作中，并非一帆风顺。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第二年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高校系统成立18个研究室，其中包括胡焕庸的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他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扰，孜孜不倦地从事间断了20年之久的人口分布与农业生产方面的研究。然而，当时人们对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的批判，也殃及到了所有人口研究的机构，已经取得初步成绩的人口研究所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迫下马了。
有一些青年教师在去抄他家时，惊奇地发现他仍然稳如泰山地坐在木椅上，很认真地在阅读德国气候学家汉恩的巨著《气候学教程》与柯本的《世界气候》，并仔细地写阅读笔记，去抄家的人内心竟然也受到了感动。
1981年底，人口研究所又获准恢复，他对这块失而复得的研究阵地格外爱护。有这样一个小插曲：联合国人口组织原来不同意资助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可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所里的胡焕庸教授在30年代已是世界知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该所又是中国唯一从事人口地理研究的机构，鉴于该所与地理系的血缘关系，研究所与地理系合作可以成为中国主要的人口地图编制出版中心，因此，联合国人口组织最后同意拨款38万美元。
胡焕庸曾这样说：“别人的时间是用年来计算的，而我的时间是用天来计算的。只要我的呼吸还没有停止，我就要不断地努力工作，著书立说，为祖国留下更多的遗产。”
一生为了妇女儿童的健康 林巧稚
林巧稚（1901~1983），福建厦门人。生前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著名临床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
林巧稚1921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2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这个医学院留下的第一位中国女医生。1932~1933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和伦敦大学医学院进修；1939~194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新中国成立后，她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性学部委员，她为新中国妇产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20世纪50年代筹建了北京妇产医院，为我国妇产科学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接班人。她带头主编科普读物，造福于亿万妇女儿童。她不仅医术高明，医德医风与奉献精神更是有口皆碑。自她走上工作岗位到临终前夕，心中装着的只有妇女、儿童的安危。在半个多世纪里，她亲手接生了5万多个孩子，许多父母给孩子起名为“念林”、“怀林”、“敬林”，以表达对她的敬爱和纪念。她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民，被誉为“卓越的人民医学家”。
林巧稚5岁时母亲因患宫颈癌病故，父亲因过度思念母亲，又无力承受繁杂的家务，也病倒了。靠父亲一人薪水收入的家庭，断绝了所有的经济来源。好在长兄明白事理，为了生计和能让妹妹上学，自己离开还有一年多即将毕业的大学，回家乡求谋生之路。林巧稚是在父亲哺育、兄长的疼爱下成长的。1921年，林巧稚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29年毕业，是当届“文海”奖学金唯一获得者。
林巧稚多方位开拓了中国妇产科科学的发展。当住院医师不久，林巧稚就着眼研究子宫出血致病的生理原因和不同职业妇女出血状况。在出国学习期间，她几乎用尽了实验室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躲到有丰富资料的图书馆查阅资料，中午就拿出一份夹心面包充饥。她率先对妇产科学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很多是中国以往妇产科医学史所未涉及到的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林巧稚深感癌症是妇科疾病的最大难点，她重返协和医院后，就组织在染色质、染色体的遗传学方面进行探讨，提出病毒可能是肿瘤的病因之一。她带领学生对葡萄胎、子宫绒毛膜上皮癌进行长期了解和跟踪检查。通过事实推翻了国外专家自1947年以后根据200例葡萄胎病例分析、认为良性葡萄胎不转移的结论。花甲之年，她考虑自己在有生之年未必能彻底征服癌症，便找来学生连利娟、宋鸿钊，把自己自1948年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癌症追踪资料全部交给了他们。
林巧稚主张学术应当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她努力吸收国外医学成果，1952年，为推行苏联的科学技术，年逾半百的林巧稚参加了卫生部举行的俄语学习班。她悉心研究分析分娩与疼痛的内在因素，并亲自助产，使一位40多岁的头胎产妇无痛地完成分娩。林巧稚对待民间医学，不以专家教授自居，反对故步自封，主张尊重事实。当她得知北京有位祖传中医王志敏藏有自制“子宫丸”，可治愈不孕症的信息时，便亲自登门寻访，并把她请到协和医院妇产科同出门诊。
林巧稚的医德、医风有口皆碑，自她走上工作岗位到临终前夕，心中装着的只有妇女、儿童的安危。在生活和事业两者不可兼得的条件下，她选择了事业，为事业终身未婚。“我愿意做一辈子值班医生。”这是林巧稚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诺言。她曾处理一位全身浮肿、尿蛋白阳性、血压增高、怀有双胎且胎位不正的孕妇，使母女三人安然无恙。产妇用过的便盆放在床前，正值她来到病房，看见后马上帮忙端走。产妇十分过意不去，她却说：我端便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也是需要吗！她时时刻刻都坚持在临床第一线，直到自己病
重不得已才住进医院。她规定：她的下级医师、护士在一天24小时中的任何时候，随时可以找她报告病人情况、请示治疗方案，只要病情需要，她保证随叫随到。
1980年12月2日，林巧稚被送进了医院，这是她一生中第十一次住院，也是她最后一次住院。她并不服老：“我活着是为别人治病，为别人分担忧苦的，怎么能让别人为自己增添麻烦呢？”1983年4月23日清晨，林巧稚在昏睡中又发出呓语：“快，拿产钳来！产钳！”之后又惋惜地说：“你的病只能动手术了，这不能怪我，你来得太晚了！”不时又含笑地说：“好极了，又是一个胖娃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关注的还是病人。
电子学科奠基者 朱物华
朱物华(1902~1998)，又名佩韦，江苏扬州人。著名无线电子学家、水声工程专家。
朱物华192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同年考取清华专科赴美留学；1924年获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2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他十分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对新技术也十分关注并开创性地编写了电信网络、无线电原理、电视学、电力传输、电力系统自动化、电气自动化、电力系统中的频率自动调整、信息论、水声工程原理和声全息技术等教材。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朱物华与朱自华（朱自清）、朱国华、朱玉华兄妹四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扬州度过的。朱物华天资聪颖，才学过人，17岁时以全校第一名的佳绩毕业于扬州第八中学。
他有志要报考名声显赫的上海交通大学，无奈家境窘迫，负担不起交通大学的费用，父亲只同意他报考学费、食宿费全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虽以高分被录取，但心中总是怏怏不乐。正在此时，报上刊出上海交大补充招生的启事，真是喜从天降，机会难得。他知道，与父亲央求是无济于事的，正好已经当了教员的大哥朱自清在扬州家中度假，他便将自己的意愿向大哥倾诉。大哥当即表示，将尽全力帮助他完成学业。兄弟二人一齐向父亲恳求，老父终于点头了。
4年寒窗，朱物华以骄人的成绩毕业了。此时适逢两年一次的庚子赔款留美考试，全国高校毕业生争相报考，盛况空前，然而名额有限，每个学科仅录取一人。朱物华从全国数以百计的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中了“状元”。1923年8月，朱物华与谢冰心等乘轮船离开祖国赴美留学。
朱物华非常勤奋，进入美国留学时，他选择了当时尚未解决的难题“水银整流器的耗电计算”为研究课题。此后，获哈佛大学电机系硕士学位后，他又攻读博士学位，解决了滤波器的瞬流计算问题。他回忆这段求学生活时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题目，中午也不休息。”3年时间里，他没有出去旅游过一次。
老师、同学和友人都劝朱物华留在美国工作，但他“看到中国的贫穷落后”，决定回国，他说“要尽个人的能力对国家有所贡献”。回国前，朱物华进行了一年的考察访问。他先后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匈牙利、捷克等9个国家，参观了一系列先进的实验室和工厂，其间还曾到德国柏林大学听课并到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实验室对离子、中子和离子辐射作了短期研究。1927年8月，朱物华取道马赛回国，受聘于中山大学任物理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朱物华任交通大学教授、工学院院长、交通大学副教务长。1955年，
他服从国家需要，北上哈尔滨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同年，中国科学院选聘他为学部委员。1956年，朱物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春，朱物华参加了制订国家12年科学远景规划会议，并受中国科学院委派，前往苏联参加“热工仪表自动控制会议”，赴南斯拉夫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还考察了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的高等院校、研究所和工厂。
1978年，朱物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以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心内容的全面改革，激发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奋发进取精神，促进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揭开了上海交大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回忆自己的教育生涯，朱物华备感自豪。94岁时他撰文写道：“我的许多学生如江泽民、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马大猷、常迵、严恺、刘恢先、张维、顾兆勋、唐振绪、沈克琦、黄宏嘉等，都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栋梁之材，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但他又说道：“我深切感到，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大批人才。我衷心希望年轻一代勇攀科学高峰，发扬献身、求实和创新精神，为祖国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美国两次都留不住的科学家 傅 鹰
傅鹰（1902~1979），字肖鸿，福建福州人，出生于北京。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化学教育家，中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傅鹰191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22赴美留学，1928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协和医学院、东北大学、青岛大学、重庆大学和厦门大学。1945年再度赴
美；1950年欣然偕夫人张锦教授（有机化学家）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任教；1954年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主持建立胶体化学教研室并任主任；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2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倡导在高等院校开展科学研究，创建了我国胶体化学第一个教研室，并培养了该领域的第一批研究生。
1928年，傅鹰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发表以后，得到好评。美国一家化学公司立即派人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去工作，他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友张锦商量之后谢绝了，决心回国。他们认为：“我们花了国家许多钱到外国留学，现在若是留下来为美国做事，对不起中国人。”1929年，他应沈阳东北大学之邀，先离美返国。当乘坐的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时，傅鹰填词一首，赠给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张锦，其中有一句是：“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
继在东北大学任教后，傅鹰相继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发动吞并我东三省的侵略战争，他又辗转到了重庆大学任教。1935年，学成归国不久的张锦与傅鹰结为伉俪，也来到重庆大学任教。在山城，他们夫妇过着俭朴的生活。在悉心执教、刻苦研究之外，傅鹰还以父母之心精心养育张锦的侄儿张存浩（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从1939年起，傅鹰夫妇又先后到厦门大学任教，1941年，傅鹰担任了该校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的职务。
傅鹰回国10多年，深深体会到了国家的贫弱和遭受外强侵略的痛苦，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民不聊生的惨状。他只能把一腔热血，倾注到试管和烧杯之中，把青春贡献给化学教育事业，并寄希望于未来。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著名的物理学家）很器重傅鹰的学识和为人，在病中推荐他接任校长职务。同一时刻，国民党要员陈立夫（曾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来到厦门大学，亲自劝说他加入国民党。傅鹰倔强地表示：“我宁可不当院长、校长，也绝不加入国民党！”并借口外出招生，对陈立夫避而不见。傅鹰敢于跟国民党“顶牛”的新闻，在文化教育界一时传为佳话。但是他因此再也无法在厦门大学立足，只好于
1944年再次返回重庆。然而当时他所在的重庆大学和重庆动力油脂厂两单位都无法开展研究工作。1944年底，傅鹰夫妇把9岁的儿子傅本立寄养于天津亲戚家中，把16岁的张存浩留在重庆的朋友处，次年二次远赴美国。傅鹰到密歇根大学进行研究工作，张锦则应著名生物化学家杜芬友（195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邀到康奈尔大学任教。
在密歇根大学，傅鹰再度和原来的导师、著名胶体科学家巴特尔教授合作进行表面化学研究，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化学界同行的注意。尽管如此，傅鹰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苦难中的祖国。去美国之前，他曾对留在重庆的张存浩说：“民国政府腐败到家了，看来中国的真正希望在延安。”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侵入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和周恩来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的消息传到美国，傅鹰立即和在纽约州的张锦通了电话，夫妇二人双双决定尽快回国。傅鹰的导师巴特尔教授多方挽留他，并愿意让他继任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但为祖国尽力的夙愿让他拒绝了一切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并且感动了巴特尔，得到了导师的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周旋和斗争，他们终于在1950年8月下旬获准离美。
傅鹰这位“美国两次都留不住的科学家”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到达北京后，立即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满腔热忱，服从分配，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当北京石油学院成立时，他又愉快地走上新的石油教育岗位。张锦也先后到北京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等校执教。1954年，傅鹰再度调回北京大学任教。此后，他们夫妇二人就一直辛勤耕耘在燕园之中。
1979年，傅鹰因病逝世。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隆重悼念这位勤勤恳恳、顽强奋斗，为科学和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伟大爱国者。傅鹰的渊博学识、高尚品德、求实作风和爱国精神，永远为人们颂扬与景仰。
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张钰哲
张钰哲（1902~1986），福建闽侯人。中国现代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中华”小行星的发现者。
1919年张钰哲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1923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28年发现1125号小行星，命名为“中华”；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当年秋回国，在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1941年入中央研究院任天文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并连续当选为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他长期致力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和轨道计算工作，他所领导的行星研究室发现了许多星历表上没有的小行星和以“紫金山”命名的3颗新彗星。为纪念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第2051号小行星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张钰哲出生在一个职员的家庭。他两岁丧父，家境贫寒。艰难的生活，磨炼出他坚毅顽强的性格。他勤奋学习，成为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1919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的留美预备班。他多才多艺，热爱文学，擅长美术。但他更希望发展祖国的工业。在清华园里，他攻读机械工程专业，准备有朝一日，使祖国的经济腾飞而起，不再受洋人的欺辱。
一次偶然的经历改变了他和中国天文事业的命运。一天晚上，在同学的宿舍里，他偶然发现了一本普通的天文科普读物，作者在卷首写了这样一段令人心泣的言语：“天文学乃中国古学，在我国启昌独早，其研究规模，千年前即已灿然大备，惜后中落……近百年复受晚清腐败政治之影响和军阀的摧残，天文古学更日就消亡，几成绝响。诸君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深同愤惜也。”张钰哲的心微微一颤，难道中国真的要沉沦下去？天文古国的雄风难道真的再也树不起来了？1923年，张钰哲到美国求学，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放弃
了追求已久的机械工程专业，转而投考了芝加哥大学天文系。
1928年，他正在美国的叶凯士天文台实习。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守候在望远镜旁，在萧瑟的寒风中注视着天上他熟悉的那些星星。在所拍摄的照片上，张钰哲发现了一颗有点异常的星。经过好些天的观测，他终于弄明白了这是一颗过去不认识，也没有人看到过的小行星。根据规定，小行星的发现者有权为自己所发现的天体命名，而在习惯上，多数发现者就以自己的名字来给它命名。这是由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为这颗编号为1125的小行星取个什么名字呢？张钰哲想得很多，最终他用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自豪的“中华”这个名字来命名小行星，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眷恋之情。1929年夏，张钰哲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放弃了美方提供的优厚报酬，轻装返回祖国。
1946年，张钰哲前往美国、加拿大等国考察。当他再次来到让他发现“中华星”的叶凯士天文台时，他在变星照相观测中又发现了一颗新的变星。张钰哲对天文学的贡献令外国人刮目相看，中国人的智慧令外国人惊叹。“张钰哲真了不起！中国人真了不起！”
正当外国朋友庆贺张钰哲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之际，国内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民国政府外交部突然中断对他回国路费的承担。美国及加拿大的同行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异常高兴，美国各大天文台向他发来了聘请书，加州大学立克天文台破例以优厚的待遇聘他去当台长，并答应安排好他夫人的工作。那一夜，张钰哲辗转反侧，披上衣服奋笔疾书：“楚材岂能为晋用，相期神州建灵台！”他婉言回绝了美国朋友和同行们的邀请，利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派队到我国浙江武康地区观测日食的机会，1948年初回到了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张钰哲一直担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和他的助手们共获得8000多次小行星的成功观测，并先后发现1000多颗新的小行星和以“紫金山”命名的3颗新
彗星。1954年他开展了小行星轨道测定、摄动计算和改进轨道方向的计算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当时在国内都具有开创性。1957年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张钰哲却在此时开始应用天体力学基础理论研究人造卫星轨道了。1965年，他率领有关人员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设计和方案论证工作，为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作出了贡献。
1986年，84岁的张钰哲在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深埋在紫金山天文台内的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落，地面上没有任何标记。
中国的“克隆之父” 童第周
童第周（1902~1979），浙江鄞县人。我国卓越的生物学家、教育家。
1927年，童第周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到英国剑桥大学作短期访问，回国后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山东大学内迁到四川万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学复校，1946年他任山东大学动物学系教授、系主任；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49年3月回到山东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他受聘兼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1960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和地学部，他任生物学部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将近50年的科学研究中，他一直从事实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童第周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得到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在哥哥和新婚妻子叶毓芬的资助
下，他毅然登上了开往比利时的列车。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大学，童第周的留学生活十分清苦，瘦小的他沉默地在生物学的天地里拼搏进击着。那段时间，他的导师达克教授正在做青蛙卵子试验，需要把卵子外面的一层薄膜剥掉。在显微镜下，达克教授和助手们怎么也去不掉那层薄膜。童第周说：我试试吧。他到显微镜下拿针把卵膜刺一下，一下就剥开了。达克教授对这个学生所表现出的生物学天分感到欣喜万分。1931年夏天，他带着这位心爱的学生来到著名的科研中心：法国海滨实验室，这次，要为直径不到十分之一毫米的海鞘卵子做外膜剥离实验，童第周再次顺利完成实验，让云集此地的国际同行十分钦佩。
1934年，童第周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科学实验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达克先生告诉他，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就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童第周想：“要搞工作，应该回祖国去搞，有成绩，为什么要给别的国家？”就这样，童第周放弃了“特别博士”学位，毅然回到了祖国。童第周夫妇一同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走上了科学报国、科学兴国的道路。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尽管生活在动荡的日子里，他在经典胚胎学基础理论研究上还是取得了很大突破，引起了国际瞩目。童第周与他的合作者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就连国际学术界也公认童第周是脊椎动物实验胚胎学的世界权威！
1945年8月，童第周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6年，国立山大复校，童第周参加复校工作，并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他的夫人叶毓芬在同系任教。1947年6月，国立山大学生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和签名运动，童第周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了名，坚决站在学生一边。在浓浓的黑暗中，他热切地盼望着光明早日到来。
1948年，童第周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49年，新中国
成立前夕，童第周拒绝了耶鲁大学的高薪挽留，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最大愿望是让中国快些富强起来！现在中国看到了希望，我得赶快回国去！”他克服了种种阻力，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炮声中，再次回到了国立山东大学。
1950年，经童第周提议，中国科学院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研究室，他利用青岛文昌鱼、海鞘和鱼类为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胚胎学研究。开创了我国“克隆”技术之先河，童第周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之父”。
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童第周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他在解剖显微镜下，用比绣花针还细的玻璃注射针，把从鲫鱼的卵细胞中取出来的遗传因子，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金鱼的卵还没有小米粒大，做这样的实验该有多难啊！可是童第周成功了，结果孵化出的幼鱼中，有一条鱼披着金色的鳞片，长着鲫鱼那样的单尾巴，说明鲫鱼的遗传基因，已经在金鱼卵中发生了作用。这种鱼因为是童第周创造出来的，因此，人们叫它“童鱼”。童第周的实验成果，给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先驱 赵忠尧
赵忠尧（1902~1998），浙江诸暨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核物理、加速器、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1925年，赵忠尧毕业于东南大学，入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留学，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31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回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一些核物理实验室访问并进行研究工作。1950年回国，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担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委员。赵忠尧主要从事核物理特别是硬γ射线
与物质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为我国核物理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最先观察到γ射线通过重物质时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这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的实验证据。
1927年，赵忠尧自筹经费赴美国留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密立根教授给赵忠尧一个“利用光学干涉仪”的论文题目，赵忠尧觉得太简单了，请求换个题目。密立根教授感到意外，但还是给他换了一个“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题目：“这个题目你考虑一下。”这不过是句客套话，赵忠尧却还嫌简单，回答道：“好，我考虑一下。”密立根教授一听，就毫不客气地说：“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相当重要。我们看了你的成绩，觉得你比较合适。你要是不做，告诉我就是了，不必再考虑。”导师投来严厉的目光，赵忠尧连忙表示接受这个题目的研究。
赵忠尧从实验中发现奇迹：当选定的硬γ射线通过重元素时，那个用于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仁科公式出现了偏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反常现象。赵忠尧将研究结果整理成文。但由于实验结果与密立根的预期不符，密立根不敢相信，并迟迟不让论文发表。赵忠尧只好求助于直接辅导他的鲍恩教授，了解实验全过程的鲍恩最终说服了密立根。
赵忠尧继续研究这一课题，观察到了正反物质的湮没现象。他因此成为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了反物质的物理学家。这个发现是正电子发现的前导，意义重大。当时瑞典皇家学会就曾郑重考虑过授予他诺贝尔奖，后因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物理学家的强烈质疑，影响了赵忠尧的成果被进一步确认。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前主任爱克斯朋在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已经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了！”
提到赵忠尧，必须说到中国最早的加速器——7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它为我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的起步和培养核物理研究人才做出过重大贡献。
1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进行原子弹试验，赵忠尧受中央研究院推荐，作为中国唯一的科学家代表前去参观。此后，他去美国，利用中央研究院汇去的少量经费，购买国内难以买到的加速器部件，连同几年来先后采购的实验器材，准备运回祖国，以实现他以前的那个梦想——正负电子对撞。
新中国成立后，赵忠尧期盼早日回国。他利用1949~1950年底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设法将30多箱器材从与国民党当局有联系的仓库中取出，办理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1950年6月，赵忠尧设法登上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启程回国。可一上船，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来找麻烦，扣留了他的物理书籍和期刊。船到日本横滨，他被美军便衣叫去搜查，说他携带“原子秘密”回国，工作笔记等物品被拿走，连一块普通肥皂也要拿去检查。尽管什么也没查到，赵忠尧等三人还是被投进日本巢鸭监狱。后来，美国军警把赵忠尧带向刑场“陪斩”，赵忠尧宁死不屈，坚信谎言终将破产。1950年10月，美国政府慑于世界舆论压力，只好退让收场。
赵忠尧回到北京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并于1955年建成我国第一台加速器。1958年，赵忠尧负责筹建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并任系主任。1973年，赵忠尧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在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1989年以来，一批新的科研成果陆续问世，这一切蕴含了包括赵忠尧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
1998年，赵忠尧以96岁高龄辞别人世，遗体告别仪式极其简单。不过，历史会记住，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杰出的物理学者，一位创造过如此辉煌业绩的核物理先驱，一位为我国的物理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了一生的爱国者！
桃李满园的一代宗师 周培源
周培源（1903~1993），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周培源1903年生于江苏宜兴。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192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授；1980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周培源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为物理学基础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即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周培源从事高等教育工作60多年，学生遍及海内外，被人们称为“桃李满园的一代宗师”。
1945年末，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结束，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研究组的大部分科研人员被美国海军部留下并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周培源也应邀留下。由于该试验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科研机构，应聘人员要有美国国籍。为此，周培源当时明确提出：第一，不做美国公民；第二，只能担任临时性职务；第三，明年7月要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因此只能工作到明年6月末。这三个条件都被美方接受。周培源准时于1946年7月离职代表中国学术团体赴欧，并于1946年10月由欧洲返回美国，1947年2月全家乘船前往上海。当时内战爆发，国内外的不少朋友劝他不要回国。后来，周培源回忆说：“我虽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政绩就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我是由清华大学派送去美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清华大学工作。”那时，清华大学教授的月薪约相当于25美元。周培源丝毫不留恋美国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也不相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不实宣传，报效中华之心极为坚定，于1947年4月带领全家回到北平。
周培源对自己的一生做了精辟的总结，他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一生信奉的格言，即“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
谈到独立思考，他说：“自从我在清华学校高等科（相当于目前的大学一、二年级）进行三分角的科学研究开始，近70年来我所研究的近百个科研课题，几乎全都是我自己独立思考选定的。我还清楚地记得，1928年我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时，曾有一位英国教授向我建议了一个博士论文题目。但是，我经过考虑之后，没有采用英国教授的题目，而是自己选定了一个题目，并围绕这个题目写出了好的博士论文，加之平时学习和科学研究成果特别突出，因而获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的最高荣誉奖。”
锲而不舍，是他“人生能够办成几件实事的要诀之一”。他说：“就要像锥子一样，数十年紧紧地锥住它，就是钢板也会锥出个孔来。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精神和毅力，总是可以做好几件事情的。”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他选定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作为科研和教学的主攻方向，后来的70多年里，他的科学指向始终沿着这个方向，从未动摇和转移过。
尊重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是他的一贯的作风。
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科学名人词典，想请他做主编。他却对来人说：“我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逐篇审订书稿，所以我作不了主编。”来人说，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你只要挂个名就行了。他说：“你们要我不做实事，我不能不做实事而掠人之美。”就这样，把这桩事情给回绝了。以同样的说辞他回绝了不知多少类似的请求。
以勤补拙，就是要多干、要勤奋、不偷懒。他说：“我86岁时，工作仍然很忙，但为了国家科学决策需要，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全国政协的委托，率领182位全国政协委员前往湖北省和四川省有关地区实地考察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有关问题。我今已年近九十，社会工作很多，但我还想多做一点儿事，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亲自培养博士研究生等工作。人的智力和体力都是有差别的，但只要肯下工夫、多下工夫、下苦工夫，时刻勤奋，数十
年如一日地顽强进取，就算是一个‘拙’者，也一定会做出几件像样的成果，节节上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周培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培养出了许多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和为数众多的优秀学者。九十华诞时，聂荣臻元帅曾为周培源题词：“宗师巨匠，表率楷模”，高度评价了他的教育贡献。
分子光谱研究的奠基人 吴学周
吴学周（1902~1983），江西萍乡人。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化学科学研究的卓越组织者。
吴学周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1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环境化学研究所所长。他早年从事多原子分子的紫外、远红外光谱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的光谱带系，阐明了若干典型的重要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和化学反应机理。他亲自领导核燃料前、后处理中的化学问题的研究；开展超纯分析和痕量分析，以及后来的环保分析；主持光谱、波谱、结构化学研究工作；晚年组建了激光化学研究室并应用光谱法研究生物活性物质的氧化机理。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吴学周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是清朝举人。父亲以教私塾为业，1909年进了萍乡师范学校改学新学，他的这种尚新求进的行为和孜孜不倦、勤奋读书的风范，对吴学周的影响深远。吴学周小学毕业时，正值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家境十分艰难，父亲曾一度想让作为长子的吴学周帮助料理家务，后经老师劝说，才免于停学。1916年夏吴学周考进萍乡县立中学，接受了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他开始对理化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年投考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便选择了化学这个专业。
1924年冬，吴学周以优良成绩毕业于东南大学，通过当时在东南大学执教的张子高教授的极力推荐，回化学系任助教，讲授物理化学和普通化学。后在吴有训鼓励下，他参加了江西省教育厅公费留学生考试，以全省第一的成绩取得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1928年，吴学周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专攻物理化学。由于吴学周学习刻苦，实验技术高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便提前完成了学业。
20世纪20年代中叶到30年代初，正是量子力学建立和蓬勃发展时期，原子光谱曾为量子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实验基础，而新的量子力学理论也以无比的威力推动着实验科学的发展，吴学周锐敏地感到，分子光谱研究将是下一个重要的前沿领域。因此，在做博士论文的同时，他自学了量子力学，并调整研究方向，逐步把目标转到分子光谱领域。他与该校的贝杰教授合作，开展多原子分子的吸收光谱研究。吴学周利用该校良好的条件，自己动手设计实验装置，测定了乙炔、乙烯、丙烷等14种气体的远红外光谱，其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他的这些工作，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33年夏，应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琎（ｊìｎ）的邀请，吴学周回国担任化学所的专任研究员。当时这个研究所以庄长恭、汤元吉、黄耀曾等人从事的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的研究实力最强，理论化学研究尚属空白。吴学周带领柳大纲、朱振钧等人，完成了“丁二炔的紫外吸收带”等10多项研究工作。这些论文先后发表在美国著名的《物理评论》、《化学物理》和德国的《物理化学》等杂志上，开创了我国多原子分子光谱研究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吴学周确立学科方向和科研课题，先后组织建立了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半导体化学、无机化学、结构化学、有机
化学等学科，并亲自参与研究工作，指导科技人员攻关，修改论文，为寻找新的半导体材料、解决自动氧化和老化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他与有关同志一起创办了长春化学学院及附设中专、技工学校，并在化学学院开设了原子光谱、分子光谱、波谱、X射线等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研骨干。
在他的积极倡导下，1959年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光谱实验室，20世纪6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超纯分析基地。他还领导应化所不断扩展新的学科，开辟了原子能化学、低聚物化学、定向聚合、高分子物理等学科，在国内首次分离出15个纯稀土氧化物，完成了核燃料后处理萃取新流图，制备了纯硅半导体，为我国确定了第一个自行研究与工业生产通用合成橡胶的镍系列顺丁橡胶。在他的努力下，长春应化所成为大型研究所，并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成功地制造了国内第一台激光拉曼光谱仪，为国家填补了一项空白，还建立了激光同位素分离室，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
“数学王” 苏步青
苏步青（1902~2003），浙江平阳人，原名苏尚龙。著名数学家。
1927年苏步青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他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著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其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苏步青出生在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家人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他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是，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这一堂课，令苏步青终身难忘。
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还是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他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簿，练习簿上用毛笔字书写，字迹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科学知识。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他还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
当时，国内生活异常艰苦，学校经费短缺，仅能勉强维持教学。老师们的工资极低，有时候三四个月过去，也领不到一分钱，只有靠借债度日。那时的苏步青如果想回日本还是很方便的，因为他的妻子儿女还在日本。但他没有那样做，却千方百计，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日本接到自己身边，生活更加困难了，但是，苏步青认为自己是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和祖国一起迈向光明的道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就在这个时候，苏步青接到一封特急电报，原来是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聘请他去那里任数学教授，各种待遇都很优厚。苏步青没有动心。不久，又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特急电报，他的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前去见最后一面。面对优厚的待遇，他可以不动心，但是这沉甸甸的亲情却使他倍觉沉重。他一向敬重岳父大人，妻子松本米子也和父亲的感情很深。何去何从？苏步青很明白在日军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去日本就很难再回来了，而自己，为祖国做的还太少，太少。
经过一番思索，苏步青对妻子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不走，那我也不走了，我跟你留下来。”事后，苏步青自豪地说：“我又一次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当亡国奴的道路。”其实，当时妻子心里也明白，因为就在聘请之事的几天之后，有个日本驻杭州领事馆的官员找上门来，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日本人，不知米子夫人是否愿意来领事馆内品尝自己家乡的饭菜？我们竭诚以待。”她的回答是：“十分遗憾，我自嫁给苏君，已过惯了中国人的生活，吃惯了中国人的饭菜，譬如中国的皮蛋，还有绍兴的腐乳。”米子夫人不卑不亢，绵里藏针的一番话，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对方只能悻悻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苏步青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等职务，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几十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的数学论文和专著，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国真菌研究的奠基人 邓叔群
邓叔群（1902~1970），字子牧，福建福州人。微生物学家，我国真菌研究的奠基人，森林病理学创始人。
邓叔群1923年在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8年回国，历任岭
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2年起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真菌学研究；1937年起进行中国西南、西北原始林区调查研究；1945年在上海设立森林生态研究室；1949年起历任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教育长、副院长；1955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邓叔群生于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他7岁就辍学在家，在劳动之余也不忘学习。他用功好学的劲头，终于促使父亲帮他办理了去福建省立一中免费旁听的资格。旁听不到一年，清华学校在福州招考时，13岁的他独自决定报考，并以十分优异的成绩被录取；8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被派往美国留学。
在美国，因为他是清华的学习尖子，可供选择的好专业相当多，他选择的却是会终身吃苦的农业科学，因为牢记着外祖母的嘱咐：“农民太苦了，90%的农民挣扎于天灾人祸。”他选择了以生物科学著称的康奈尔大学，攻读森林学和植物病理学，立志“不能改天，也要换地”，要用农林科学改变祖国的贫穷面貌，为广大农民消害灭祸。在康奈尔大学的5年留学生活中，他的成绩始终处于A级，加之出色的科研能力，邓叔群被评为全美最高科学荣誉会员，并荣获两枚金钥匙勋章。
博士学位研究接近尾声时，岭南大学即将开设植物病理学课程，急需教授，就发函向植物病理学权威惠凑求援。曾想动员邓叔群留美工作的惠凑随即推荐邓叔群，但他建议岭南大学推迟开课，待邓叔群完成博士论文后立即到任。邓叔群知道这事后，表示愿意立即回国，并恳切地对惠凑教授讲：“写论文，只是为了获得个人学位，所得到的只是一张文凭。我来美国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真才实学，学到先进的科学知识，不失时机地为祖国服务。”惠凑教授感慨地说：“真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啊，我相信你会为中国做出一番事业的……”并签名赠送邓叔群一本绝版的色谱工具书。
1928年，邓叔群回国，实践科学救国的理想。虽说我国在地理位置上跨越了几大气候带，生物资源极为丰富，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真菌科学研究在国际科学界却还是一片空白。邓叔群回国后，先是执教于岭南大学，后又应邀到金陵大学以及中央大学教授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他不务虚名，在繁忙的教学任务中，注意在实践的结合上下工夫。1939年出版的600多页的英文版《中国的高等真菌》一书，轰动了国际真菌界。1963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的真菌》问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真菌事业的发展。一时间，全国各地有关真菌的研究报道犹如雨后春笋，论文中引用《中国的真菌》蔚然成风。著名真菌分类学家科尔夫教授在英文版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该著作是中国最重要的真菌分类学家邓叔群总结性的顶峰巨著”,“这是第一部现今以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的真菌分类著作”，“邓的有关中国真菌的文章和专著使他荣获了国际上的盛誉”。
日本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愿派日本真菌专家来华协助编写《中国真菌志》，被周恩来总理斩钉截铁地以“我们有自己的专家”而拒绝。听到此消息后，邓叔群立即亲自组织和主持了《中国真菌专志》编写工作的讨论和规划。为加快真菌标本的鉴定速度，他曾连续三天三夜神速地鉴定了微生物所真菌标本室多年积压的几百号真菌标本。在他的指导下，利用虫生真菌防治农林虫害，利用真菌酶解发酵制造纸浆，以及食用真菌和药用真菌人工培植的研究工作都陆续地全面展开。我国人工栽培的第一个灵芝菌，就是他于1957年从福州鼓山亲手采来的野生灵芝菌，他亲自指导纯种分离、人工培植试验。成功后，他立即举办讲习班，散发菌种，传授人工培养技术，致使灵芝如今能广泛地以各种剂型用于医药保健，并促进对灵芝的深入研究和为人民的健康服务。除灵芝之外，还有人工培植猴头菇、冬菇、香菇、银耳等十大菇都获得成功。从填补祖国真菌科学空白，到开创真菌科学事业，到利用真菌造福祖国、造福人民，他都功不可没。
1991年，美国《真菌学报》主编、著名真菌分类学家、康奈尔大学真菌学名誉教授科尔夫，在总结康奈尔大学120年来对真菌学有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时说：“唯一的东
方人就是邓叔群。”
“长寿院士” 贝时璋
贝时璋（1903~2009），浙江镇海人。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生物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1年贝时璋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预科，1928年获德国土滨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贝时璋从小不好动，他总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5岁时他就被家长安排担当看家的任务。后来他能长时间看书、写字、伏案工作，就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母亲为了摆脱“目不识丁”的痛苦，对他上学寄予很大希望。贝时璋从小沉默寡言，但读书时的思想却十分活跃。
12岁时，贝时璋随父亲来到汉口，到德国人办的一所中学“德华学校”读书。学校备有介绍天文、物理、化学、矿物、植物、动物以及人体等的《理科读本》，供学生借阅。虽然内容都很浅显，但知识面广泛，他很爱读这些书。1918年秋天，15岁的贝时璋在汉口华景街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菲舍尔著的《蛋白体》，读得很有兴趣，初步懂得了蛋白体对生命的重要性，也使他对与生命有关的科目发生了兴趣。因而，1919年春，贝时璋投考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先在德文科，后升入医预科。
1921年秋，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毕业，贝时璋赴德国留学。他弃医从理，先后
在3所有名的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并以动物学为主系。他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又自学了一些数学知识，并积极参加实验或野外实习。1928年3月，贝时璋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后在动物系任第三助教，帮助教授在课堂上做示范实验。
1929年秋，贝时璋回国，1930年8月应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担任系主任，筹建生物系。学校同意他的建议，生物系以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要方向。1958年起兼任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主任，1978~1982年兼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培养了众多的教授和研究员。
贝时璋是我国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20世纪30年代初，实验生物学是生物学的前沿。贝时璋初到浙大筹建生物系时，就明确建议该系以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为此他培养了众多实验生物学学生。
贝时璋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他一直关注国际科技动态，重视发展交叉学科。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就率先招收2位化学专业人员和他一起搞研究工作。1963年10月，贝时璋在上海实验动物学专业学术讨论会上介绍“分子生物学”这个新领域，认为“实验动物学如果向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道路奋勇前进，那么发展速度可能会更快，对整个生物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可能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他还是我国放射生物学的开拓者。1958年成立生物物理所后，第一个建立的研究室就是放射生物学研究室，贝时璋任所长。该研究室除了有放射性原初反应、放射形态、生理、生化效应、小剂量长期累积效应、剂量测定、生物防护和食物保鲜等一系列研究外，还成立了一个放射生态学研究组。生物物理所的放射性本底调查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小剂量长期辐射效应实验研究获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贝时璋也是我国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人。早在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松木场稻田采集到的丰年虫中就发现了中间性。1938~1946年他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细胞重建现象的重建和研究。1970年他顶着各种质疑和重压又在生物物理所成立细胞重建研究组，研究组20余人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对细胞重建有了较系统的认识。这一理论受到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重视。
2003年，他100岁时仍精神矍铄（ｊｕé ｓｈｕò）、思维敏捷、辛勤耕耘，在科研第一线指导研究工作，历时一年多主编了《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2008年，105岁的贝时璋思维清晰，能与家人正常交流。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他认为主要得益于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和注意营养四个方面。在众多的院士之中，贝时璋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长寿院士”。
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 汤佩松
汤佩松（1903~2001），湖北浠水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1925年汤佩松毕业于清华学校，1930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20世纪30年代汤佩松首先证明细胞色素氧化酶在植物中的存在；40年代与国外学者同时证明碳酸酐酶在叶绿体中的存在，在细胞水分吸收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50年代后提出了高等植物呼吸代谢多条路线的论点，并扩展到太阳能的生物学转换等方面，推动了国内代谢和光合等方面的研究。
汤佩松“能文能武、多才多艺”。在清华学校期间他就展示了自己的运动天赋，特别是足球、棒球、田径方面表现尤其突出，1924年还曾获得代表华北区参加第三次全国运动会的资格（后因故未往）。他是全校少数几名获得“全能奖”的体育运动员，而获该奖的条件首先是全部功课为优良。专业课上他更是出色，一次化学实验课后汤佩松递交了一份颇费心血的报告，竟被教师怀疑是抄高班同学的旧作业。老师的理由是：一个在球场上出色的运动员，不可能是一个功课好的学生。
汤佩松最初选择的专业是化学并将其作为主攻方向，后来他又选择了生物学作为赴美学习专攻的方向。
清华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学校，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通过腐朽的清朝政府，从全国人民处搜刮而来的。这使汤佩松“感到不安和无限感激”，他用“国耻民仇之情鞭挞自己”，以求报答“国恩”。他用英文写的一句话：“在那一天，我有一种强烈的负疚之感，正是他们才哺育了我，将我养大成人。”1930年受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之聘协助研究工作。1933年，他婉辞了好友的妥帖安排，离美绕道欧洲返国，回国后在武汉大学任教。
有人追问他回国的动机，他坦承只是实践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念，即“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回中国去”，“我的成长教育，是由‘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庚子赔款）哺育出来的，我对这个‘国恩’一生也报答不完。”他认为在国外也能为国争光，不过，他个人认为“生我之乡的山山水水总是最可爱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决心“要在这个后方基地为百孔千疮的祖国做出自己应当做、也能做的贡献”，“为战时和战后国家贮备及培养一批实验生物学的科学人才”。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他创办的植物生理研究室数次被炸毁，研究室后来辗转到昆明。李约瑟曾参观过这个实验室，并给予高度评价。研究室每月一次学术沙龙性质的茶馆会晤，常来的有15人
左右，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都成为院士。更让他高兴的是：“这个集体里的物理学成员们的学生中，出了两位比我们成就更高的人物：杨振宁和李政道！”一群富于生机和进取心的爱国学者，使简陋的实验室光华四射，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成就都来源于金钱的富足。
1981年，汤佩松率领代表团参加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14届国际植物学会议。这是1935年以后中国首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他是很早即被约定在全体会员大会上发言的特邀代表，按照惯例也只有少数极有声望的权威学者才有这种机会。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植物学的某些方面”，这也是预先约定的。他发言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这让他不得不多次“谢幕”。
汤佩松是我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他在植物呼吸代谢和光合作用方面提出了系统的观点，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蜚声国际植物生理学界。他首次发现并证明高等植物体内“呼吸酶”即细胞色素氧化酶的存在，他总结的关于氧分压和动植物、微生物组织及细胞呼吸耗氧量间关系的经验公式等常被同行引用。
汤佩松坦然面对自己的成就，他说：“在有利条件下，任何人都可以完成这些使命。个人的作用只是偶然的机遇。”面对荣誉和受到的尊敬，他经常说：这要归功于“祖国国际地位的蒸蒸日上”。
中国木材学的开拓者 唐 ■
唐燿（yào）生于1905年，祖籍安徽泾县，生于江苏扬州。木材学家，中国木材学的开拓者之一。
1923年，唐燿考取东南大学理学院植物系；1928~1931年在扬州中学任生物教员，
自编教材、开设实验课；1931年春，他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从此走上了探索木材的奥秘、开拓中国木材学的道路。他的专著《中国木材学》为中国木材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39年创建木材试验馆，1959年开创云南热带木材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又系统论述了中国裸子植物各属的发展演变及其木材特征，为了解新的裸子植物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唐燿被指定从事中国木材学的研究工作。当时一切都是从头做起。研究伊始，他就和国外学者建立了联系，函索有关刊物和著述，初步掌握了世界各国在此学科的研究动态和水平。唐燿从中国工业用材的鉴定入手，发表了多篇论文。1935年，唐燿写成《中国木材学》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木材学专著，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与好评。
1935年唐燿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林学系进修。临行前，胡先骕（植物分类学家，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嘱其在国外要留意有关木材研究的各项设备和文献，为建立我国木材科学试验机构创造条件。进修期间，唐燿利用暑假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的一些林产研究所，用文献摄影仪复制了大量的资料；并在导师的允许下，选锯了1000多属木材标本。归国前，他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访问了英、德、法、瑞士、意大利等国的有关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先后摄得4000英尺文献资料，以致英国林产研究所一名职员说：“唐博士掌握的我们研究所的资料，比本所任何一名研究人员都要多。”1939年唐燿归国，临行前将数年来收集的资料、木材标本共19箱寄往香港，1941年10月运抵四川乐山。
在唐燿出国前，静生生物调查所已与中国工业试验所商定，他回国后，创建中国的木材研究室。1939年9月，唐燿在重庆着手筹建中国第一个木材试验室，但不幸于第二年6月毁于敌机轰炸。1940年8月木材试验室迁乐山，重整旗鼓。开始，他们租用大佛寺的
房屋作为办公之用，相继在凌云山白塔寺下租用了一些房屋，于1942年扩建为木材试验馆。经过唐燿多年的苦心经营，木材试验馆不仅初具规模，并且使一批木材研究人员也成长起来，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木材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唐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科研中。1952年12月，西南木材试验馆迁到北京，与林业科学研究所合并。唐燿任研究员兼副所长、森林工业系主任。他坚持工作在木材科学研究的第一线，根据国家提出的“合理利用木材”的方针，开展了裸子植物木材比重、木材力学抗强和允许应力的研究。当时东北等林区每年生产大量的桦木和杨木，而用材单位不愿使用，唐燿和同事们进行了桦木、杨木物理力学试验，以精确的试验数据，说服了用材单位接受并使用。
1959年秋，中国科学院调唐燿至云南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云南素以植物王国著称，但对云南热带、亚热带森林的木材无人做过系统地解剖研究。唐燿满怀信心地投入这一木材学尚未开垦的领域，经过7年的努力，他于1966年又完成了一部巨著《云南热带材及亚热带材》。此书首次揭示云南丰富的热带、亚热带木材的奥秘，为合理利用祖国这一宝贵财富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学术界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文革”结束后，年已70多岁的唐燿修订科研计划，继续开展木材科学研究，积极培养接班人。短短两年，他为青年研究人员和林业院校学生编写了《木材解剖学》一书；接着又完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著作《中国裸子植物及木材解剖》，是他从事木材科研的又一里程碑，是中国裸子植物及木材解剖的系统记述，更是他几十年研究木材的学术的结晶。此后，唐燿又投入了《中国木材属志》巨著的编撰工作。
在《木材科研五十年》一文中，他说：“有人称赞我是木材专家，我的回答是：‘我钻得还不够，如在国外已有40多年历史的木材超微观构造研究，它和木材材性试验的关系
是我们从事木材解剖学的一个新的领域，这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这正反映了他在木材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识博大精深之处。
中国X射线晶体学的创建人 陆学善
陆学善（1905~1981），浙江湖州人。著名物理学家。
陆学善周岁时父亲病逝，生活全赖母亲做工维持。贫困的生活使他从小便懂得衣食来之不易，深知求学机会的难得而更加勤学苦读。1923年陆学善高中毕业，1924年考入东南大学物理系，1928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1936年获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陆学善主要从事晶体物理学和X射线晶体学的研究，是中国晶体物理学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X射线晶体学研究队伍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早年首创的利用晶体点阵常数测定相图中固溶度线的方法，至今仍被广泛采用。1955年陆学善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0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开始招收物理系研究生，陆学善成为吴有训（著名物理学家）唯一的研究生。吴有训上课特别善于循循诱导，他对每一届新生总要讲一个故事：当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时，班上有一名叫劳伦斯的美国同学，学习成绩一般，老师和同学们都不重视他。但劳伦斯有一个很大优点，就是勤于动手，他后来凭着扎实的动手能力，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对原子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研究起了划时代作用，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吴有训的启发，使陆学善培养起自己动手的能力并取得显著成绩：他关于拉曼效应（单色光被物质分子散射后，散射光频率与入射光频率不同的散射现象）中强度关系的系统研究，以及关于多原子气体的Ｘ射线研究，连续获得1930年和1931年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乙种科学研究补助金。1933年底，他从研究院毕业，并被选派出国深造。
1934年夏，陆学善赴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在世界闻名的Ｘ射线晶体学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从此，走上了他毕生致力的晶体学研究之路。他懂得做人要敢于拼搏，要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的道理，以此为动力，只用两年多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对Cr－Al二元合金系的全面深入研究。陆学善并没有陶醉在成功的鲜花丛中，他怀着创立和发展我国晶体物理研究的满腔热忱，于1936年底回国，任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在国家危机、民族危难的苦难岁月里，他认定了科学救国的真理，于是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保存贵重的科研物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情况并未好转，在经费匮乏的条件下，陆学善仍尽可能进行一些研究工作。
1948年10月，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关闭，其中一部分改组为在上海的结晶学研究室，仍由陆学善负责。这时经济恐慌，经费停发，生活和工作极端困难。他谢绝了友人出国工作的邀请，坚决留在国内。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抵制北平研究院要镭学研究所将物资启运到台湾的命令。他还与侯德榜、张孟闻、吴觉农等几位在沪科学家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科研资料和设备。
新中国成立后，原北平研究院上海结晶学研究室迁京。陆学善先后任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代所长。他是中国物理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他始终以学会宗旨“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己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和在上海的一些科学家满怀爱国激情，共同翻译了12种数理化书籍。50年代初，他撰写了我国最早介绍半导体知识的文章。为了帮助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学习和工作，陆学善和夫人合译了《物理实验室应用技术》一书，他们在前言中强调：要通过学习来提高物理实验室的基本技术，通过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验技术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技术。60年代，他不顾体弱多病，用两年多时间编写《激光基质钇铝石榴石的发展》，为研究激光晶体材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陆学善很重视物理学名词的审订工作。从50年代初直至去世，他参加了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组织的关于物理学名词的审查和增订等方面的大量工作，对《物理学名词》、《物理学名词补编》
以及《英汉物理学词汇》和它后来的增订，都有很大贡献。
有人问他成功靠什么，他说：“做事业要慢慢来，好比马拉松，要坚持不懈，成功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期望神仙相助，要慢慢积累，脚踏实地。总之，成功主要靠人的热情、爱、执著。”他从不自满，70多岁时还学习计算机算法语言，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应用光学事业的开拓者 龚祖同
龚祖同（1904~1986），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著名光学专家，我国应用光学的开拓者，光学事业的创始人与奠基人之一。
龚祖同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1937年毕业于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曾任昆明光学仪器厂设计专员、秦皇岛耀华玻璃厂总工程师。建国后，历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62年主持研制调整摄影机，先后研制成功转镜式高速摄影机、克尔盒相机、变像管高速摄影机；198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战争的乌云笼罩华北。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叶企孙，看到对军事极为重要的应用光学在国内尚属一片空白，十分焦急。他动员能刻苦钻研并初露锋芒的龚祖同去报考应用光学专业。龚祖同欣然接受了，他说：“是空白，我就去填补。”后来，导师赵忠尧（著名物理学家）指出，德国光学在世界上领先，不一定去美国。龚祖同接受了这个建议，考取了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
几年后，龚祖同以“优秀毕业生”的荣誉自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并获特准工程师称
号，随即在应用光学专家F.维多特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工程博士学位的论文工作，题目是“光学系统高级球差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开始了我国高级像差的研究，并为把光学设计引入我国奠定了基础。
1938年初，他回国后立即投入了昆明光学仪器厂的筹建工作，决心尽快为抗日将士制造出双目军用望远镜。1958年，他指导研究生王乃弘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只红外变像管，并制成了中国第一架红外夜视仪。1960年又试制成功使用多碱阴极的可见光静电聚焦三级串联像增强器，用于被动式微光夜视，开启了中国夜视技术的发展。1958~1960年，龚祖同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龚祖同是中国光学玻璃工业的奠基人。自行生产光学玻璃是他魂牵梦绕的目标，他用自己公费留学节省下来的400英镑及同学的资助，于1940年初开始在上海小规模试制光学玻璃。不久，被日伪军以“跟内地勾结，购买军火”的罪名逮捕。日本侵略军计划把这位“年轻的光学专家”送往日本为他们效力。由于重庆国民政府设法营救，龚祖同得以脱险。1945年10月，他参与接收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并担任该厂总工程师，但时局混乱，不得已转道天津赴上海耀华公司。幸运的是，他在上海认识了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王大珩。新中国成立后，王大珩任中国科学院长春仪器馆馆长。1950年，王大珩从东北人民政府申请了40万元拨款，邀请龚祖同去长春进行科研攻关。龚祖同说：“这时我感到非常兴奋，下定决心，誓将光学玻璃试制成功。艰难困苦无所惧，赴汤蹈火也甘心。”1953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宏愿，开创了中国自行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
龚祖同是我国纤维光学与变折射率光学的倡导者。今天，光学纤维已经广泛应用于光纤通讯及许多传像场合。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纤维光学在中国还是空白。龚祖同以其对于科技新苗头的敏锐洞察力，于1962年毅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纤维光学研究室，组织、指导年轻的科技人员从设计制造拉丝设备做起，于1964年成功地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导光
纤维，制成了第一根传光束和第一根传像束。随后，为推动纤维光学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他又在1964~1966年间，陆续把拉制导光纤维的技术推广到北京、南京等地。中国的光学纤维工业由此起步。
龚祖同一生不断进取，从不停步，直到晚年，还抱着“物质无限可分”的信念，着力探索光子的结构，希望对光的二重性问题有所贡献。他一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论著相对较少。他为人正直，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他的办公室门上贴有一张告示：“星期天照常上班。每晚7点~9点照常办公。”不论节假日，龚祖同每天工作三个段落，10个小时，直到病重住院为止。
龚祖同暮年常以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自励。他的言行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作了最好的注解。
充满传奇色彩的水声学家 汪德昭
汪德昭(1905~1998)，江苏省灌云县人。著名的大气电学家、水声学专家，中国水声事业的奠基人。
1929年汪德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来到巴黎大学郎之万实验室攻读研究生；1938~1956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任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等职，后任研究指导主任；1956年12月回国；1964年后一直担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或名誉所长；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德昭于20世纪40年代在大小离子平衡态研究方面取得出色成果，曾荣获法国法语区声学家协会授予的最高级奖章、法国巴黎市政府颁发的银质奖章、法国总统授予的法兰西军官级荣誉军团勋章。他开创了我国水声学和国防水声学研究，创
建和发展了中国第一支水声科技队伍，为中国物理学研究、国防科技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汪德昭是一位有传奇经历的物理学家。在法国朗之万实验室工作时期，他曾以巧妙的方式抗议纳粹势力。当时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抓捕并软禁了朗之万（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先生，维希傀儡政府听从德军的指示，免去朗之万的一切学术职务。法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院学报》有个规定，发表论文必须有院士推荐，个人投稿决不接受。汪德昭就照常将论文寄给朗之万先生，由他推荐，倘若最终发表了，就说明维希政府的命令无效。后来论文真的发表出来了，实验室的同事们都很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因为这就意味着斗争胜利了。
在巴黎镭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有一件事值得一说，他曾以精湛的技艺为伊伦娜·约里奥·居里修复了一台精密的试验仪器，为法国战时科研做出了卓越贡献。有一天，伊伦娜·约里奥·居里把汪德昭请到办公室，拿着一件容器，面带愁容地说：“汪，这是我天天用的wolf型静电计，德国仪器，它的最着急部件是一个千分之一毫米细的白金丝，长约45毫米。可是现在这丝断了！因为战争关系，到德国买仪器是不可能的，而我的研究工作一天也离不开它。汪，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另焊一根……”这个请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考虑片刻，他说：“夫人，这项工作必须要手巧心细的人才可能做到，我建议您还是找一位女士去做吧。”居里一句“中国人手巧心细是世界闻名的”的恳请，让汪德昭无法拒绝。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台仪器修好，为中国人争光。先给白金丝镀银使之变粗，再经过一般的拉丝技术拉成一微米，最后去掉银层。经过三个星期的试验，终于成功了。居里高兴地说“和原来的一样”。
抗战胜利后，著名抗日将领卫立煌将军被蒋介石解除兵权，派往欧洲考察。1947年春
卫立煌携夫人韩权华到达巴黎。韩女士是汪德昭夫人李惠年的小姨。在巴黎，汪德昭夫妇向卫将军谈到海外同胞对蒋介石政权的唾骂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赞赏。卫立煌考虑到动荡的时局和自己所处的地位，心中也充满愤恨，当着外甥女和外甥女婿和盘托出与蒋氏的恩恩怨怨。卫立煌将军愿弃暗投明，却苦于没有渠道。汪德昭虽为留法“左派”学生领袖，但他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组织联系。紧要关头，汪德昭承诺，愿尽全力促成此事。汪德昭通过好友与苏联驻法大使馆接上联系。在延安的周恩来按照原来的渠道将指示反馈给汪德昭，汪又按与卫将军事先商定的密码，将中共中央的指示转达给已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长官的卫立煌。
1948年初，人民解放军与蒋介石政权决战的关键时期，卫立煌急招汪德昭作为自己的心腹谋士参与谋划。汪德昭夫妇决定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放弃巴黎的舒适生活和蒸蒸日上的科研事业，顶着替蒋家王朝卖命的恶名，奔赴炮火硝烟的战场。4月汪德昭被卫立煌任命为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担负着与解放军联系的重任。1949年汪德昭到达香港，结识了乔冠华和张铁生等中共党员。张铁生代表党组织对汪德昭说，请他转告卫立煌，请卫立煌劝其旧部下举行起义。建议转达给卫立煌后，卫写了信，并产生了效果。
1956年12月，汪德昭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任一级研究员并兼任中科院器材局局长。1958年调任中科院电子所副所长兼七室（国防水声研究室）主任；1964年任中科院声学所所长，为开拓和发展我国的国防水声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催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张大煜
张大煜（ｙù）(1906~1989)，江苏江阴人，物理化学家，中国催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1929年张大煜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33年获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他早年从事胶体化学和表面化学的研究，抗战时期曾在云南宜良创办利滇化工厂从事褐煤低温干馏。20世纪50年代初，张大煜组建起第一个石油研究所，开展对石油、页岩油和煤的加工工艺和化学基础研究，60年代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兰州石油研究所和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领导了催化、色谱、化学激光和化学工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组织领导了合成氨原料气净化新流程的研究开发，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1929年，张大煜考取了公费留学德国和美国，他把留学美国的名额让给了同学，自己赴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学习胶体与表面化学。回国以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讲师、教授。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当时的困境：“虽然自己曾经有很大的抱负和雄心，想用学得的知识和技能为祖国服务，但是当时政府只把科学当做点缀品，哪怕是很小一点儿的研究工作也得不到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大煜从北平到长沙，又从长沙辗转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兼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员。为抗战贡献力量，他从基础研究转向石油、煤炭方面的技术科学研究。张大煜当时曾尝试过从植物油中制造重要国防物资并开展了将煤炼制成汽油的方法。他利用云南产的褐煤，在昆明附近宜良滇越线上建立了一个从褐煤低温干馏提炼汽油的小型实验工厂，边实验边生产，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炼出了油。但在当时人力、物力、设备和经费各方面困难重重，实验工厂被迫停办。张大煜“工业救国”的尝试遭到了挫折，但这也为他后来创建我国第一个石油煤炭化学研究基地提供了最初的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大煜从昆明到上海，任交通大学教授兼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讲授工业化学和胶体化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留学回国十余载的经历，使他思想处于彷徨之中，1948年底经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介绍毅然离开上海，绕
道香港和朝鲜，于1949年初到达大连。
1949年大连大学创办初期，他任化工系教授、系主任，同时担任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后改名为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研究员、副所长。1952年该所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并先后更名为工业化学研究所、石油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他一直担任所长。
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大煜紧密围绕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需要的重大课题开展工作，在我国天然石油资源尚未开发的情况下，他组织和发展了我国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页岩油加氢、汽油馏分环化制甲苯等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有些成果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随着国家建设对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张大煜在研究所的布局和发展上，及时提出了建议。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从石油研究所抽调科技力量，建立了兰州石油研究所和太原煤炭化学研究所，他兼任这两个所的所长，为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962年，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大煜在担任大连化学物理所所长期间，紧密跟踪国外同学科的发展趋向，及时提供最新信息。他查阅大量文献，经常到实验室参加研究工作。他特别关心培养新生力量，对青年循循善诱、严格要求，不断提高他们的学术研究水平，使研究室成为学术空气浓厚、工作勤奋的研究集体。
张大煜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谦虚和蔼、待人宽厚、善于发挥他人之长，深受同行们的崇敬，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组织和发展我国的人造石油、石油炼制、催化科学、化肥工业、化学工程、色谱、激光和相应的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贡献；在胶体化学、吸附和催化作用、催化剂研究、水煤气合成、表面化学研究等方面发表过学术论文30余
篇，为我国科研事业、教育事业和我国第一个石油化学和煤炭研究基地的创建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
中国胸腔外科奠基人 黄家驷
黄家驷(1906~1984)，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人。著名胸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胸腔外科奠基人之一。
1933年黄家驷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于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1941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研修胸腔外科，获美国外科专家和外科学硕士两项证书，为美国胸腔外科学会创始委员、美国亚历山大胸腔外科学会会员和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名列美国《世界名人录》。1945年回国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上海胸科医院院长、上海医务工作者工会副主席。1951年任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长。1958年调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父亲在35岁时死于大咯血（声门以下呼吸道或肺组织出血，经口排出），5个叔伯也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为此，他刻苦学习文化知识。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协和医学院。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他和同学们激于义愤，冲破学校的禁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1932年日军进逼长城古北口，他参加协和医疗队，奔赴前线。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协和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1937年任主治医师，同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他勇挑国立上海医学院医疗队副队长的重任赴无锡筹建伤兵医院。上海沦陷后，他不甘当亡国奴，毅然暂别妻儿，只身随校内迁昆明、重庆，艰苦办学。
黄家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官费留美，是20个名额中唯一的医学专业的留学生。1941年他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医院胸腔外科学习，在导师指引下，他较快掌握了胸外科技术。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他还担任密歇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互相激励并交流心得，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1945年德、日相继战败，他不为美国优厚待遇所动，持美国外科专家和外科学硕士两个证书回到祖国，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在印度转机时他的行李丢失，但他仍完整无缺地带回了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不久即开展了肺结核、肺化脓性感染、食管肿瘤和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等胸外科手术。当时不少人劝他联合开业，增加点收入。他笑笑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他利用带回国的手术器械，较早地在国内开展各种类型的肺切除术、食管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和心包切除术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被评为民主教授，当选为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工会主席和上海市医务工会副主席，同时被聘为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
1951年他在我国首先报告食管胃颈部吻合术，扩大根治范围，减低了手术死亡率。他在分管教学科研工作时，吸取苏联专家有用的科学管理经验，进行学科建设，加强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的科研工作，提倡“三基三严”，取得显著的成绩。他一手创建的胸外科发展到96张病床，成为提供医疗服务、开展临床研究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1960年，黄家驷首先研究支气管成形术和心脏外科体外循环问题，他结合当时条件曾对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的切断缝合方法做了改进，这些均对当时我国胸腔外科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的作用。1965年，他在协和医院完成首例针刺麻醉下胸外科手术，接
着又完成高难度的针麻下外侧切口全肺切除术。1983~1984年，他还组织编写了《黄家驷外科学》。在他的晚年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1984年他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开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他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他“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自称“候鸟”的鸟类学家 郑作新
郑作新(1906~1998)，福建福州人，鸟类学家。
1926年郑作新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1927年和1930年分别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历任福建协和大学系主任兼教务长、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动物学会、中国鸟类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鸟类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发现了中国鸟类16个新亚种，提出“低等类型的亚种被排挤到该种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的观点，从而估测种的起源地，这对生物进化论是有科学意义的补充论证。他还提出以秦岭为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线，为中外学术界所认同。
郑作新5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由祖母抚养长大。祖母给他讲了许多故事，其中就有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精卫鸟坚忍不拔的填海精神，唤起了他对鸟类的强烈兴趣。祖母的爱滋养了他与鸟儿结缘的朦胧梦想。少年时他常与小伙伴到山上玩耍，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令他迷恋。上小学时他就认得许多种鸟儿，凭鸟鸣就能辨别出是什么鸟。
郑作新从小刻苦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中学时，他连跳了两级，年仅15岁就中学毕业了，此后他考入大学，成为福建协和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之后提前半年毕业，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经历了艰难的勤工俭学生活，他的博士论文《林蛙生殖细胞发育史》发表在德国权威杂志上，获得金钥匙奖，是全校最年轻的博士。毕业后，他放弃国外丰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国，到福州母校协和大学任教，长达18年。
1950年郑作新奉命到北京筹办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秘书长。他潜心鸟类学研究，亲自率领科考队，对我国动物进行了综合考察，考察范围北起东北、内蒙，南至云、贵、川、海南等地，对各种益鸟的繁殖及生活史做了全盘的研究。鸟类聚居的地区往往是人烟罕至的高山密林，每年的春季到秋季，郑作新都要在山林里观察研究鸟类，与鸟为伴，以林为家，只有到了雪花飘飘的季节，才会“冬眠”在家。他戏称自己像“候鸟”，一直到70多岁还常“远走高飞”。
几十年来，从南方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到北方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从黄海之滨到喜马拉雅山麓，处处留下了郑作新辛勤考察的足迹。他历尽千辛万苦，收集了数以万计的鸟类标本，创建了我国最大的鸟类标本库。他又把历来的研究成果系统整理出来，1958年分上下册出版了100万字的《中国鸟类分布目录》。这部巨著记载了全国各地从古到今所有鸟类的情况，列举了1000多种鸟，比美国、前苏联及整个欧洲的鸟还要多。这部书在我国和世界动物学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955年冬，《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将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一同列为“四害”。全国各地男女老少齐上阵，捕杀麻雀，也由此殃及了许多益鸟。为了查清麻雀的益害性，他带领助手们在河北昌黎和北京郊区，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共解剖了848只麻雀，对它们胃里的食物进行鉴别、分析、对比，得出了麻雀食性的大量数据，作出了科学的结论。1956年10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全国大会期间，郑作新指出，麻雀的益害，不能采取
简单的方法，而要根据季节、地区辩证地对待。讨论会上许多动物学家呼吁暂缓消灭麻雀，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附上郑作新等科学家的论证，上呈毛主席。之后，毛主席在张劲夫的报告上批示为麻雀平反，争议长达4年多的“麻雀案”终于有了结论。
郑作新历尽野外考察的艰辛，不知疲倦地为中国鸟类写谱立传。他和助手们一起，先后发现了25个鸟类新亚种。1964年，在四川发现了白鹇（ｘｉáｎ）的一个新亚种，把它命名为“峨眉白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并成为国际通用的学名。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中国家鸡是从印度引进的，过去没有人怀疑。郑作新在查阅了大量材料，并特地赶到云南等地考察后，认定了中国家鸡的祖先——原鸡，不是从印度引进的，而是中国劳动人民自行驯化的。
郑作新一生提倡保护生物多样化，提倡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提倡人与鸟和谐、人与动物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倡导者、实践者、推动者。他把爱祖国、爱科学、爱鸟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涌动不息的大爱。
微生物学的“忠实牧童” 方心芳
方心芳(1907~1992)，河南临颍（ｙǐｎɡ）人。微生物学家，我国现代工业微生物学的开拓者和应用现代微生物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传统发酵产品的先驱者之一。
方心芳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食品发酵微生物学研究，在酿酒、烷烃发酵生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他毕生重视微生物菌种的收集、研究、应用和开发。20世纪50年代后他组织和指导建立了我国现代微生物学的一些新兴分支学科，培养了一批高级专业人才，为我国微生物学和现代微生物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心芳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方殿铭是清代的秀才，后在河南开封师范讲习所毕业，做过小学校长和县教育局长。方心芳在临颍县第一高等小学学习两年提前毕业后，到卫辉府（今河南汲县）法文学校学习3年半取得毕业证书。随即在上海中法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补习一年，于1927年10月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1931年毕业。上海劳动大学是一所免费的大学，强调“双手万能”、“劳动创造世界”，非常注重亲自动手和联系生产实际，这为方心芳后来一生不忘解决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他的毕业论文得到我国近代工业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魏岩寿的赏识，毕业后便被推荐到设在天津塘沽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发酵与菌学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黄海”是一个以工业救国为宗旨，为振兴中国工业打基础的私营学术研究机构，这个机构十分重视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这使方心芳在一踏上工作岗位就获得了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
1935年，方心芳取得“庚款”资助，到比利时鲁文大学酿造专修科学习，获酿造师称号。1936年分别在荷兰菌种保藏中心和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根霉和酵母菌分类学，1937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卡斯堡研究所研究酵母菌的生理学。留学两年，走访4国，他遇到过多位国际上第一流的微生物学家。他时刻牢记，自己是为了解决祖国发酵工业中的微生物学问题而出国的，与其停在一个学校取得学位，不如多到几个实验室学会更多的本领。在国外不长的时间内，他发表了从国内带去的菌种的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些根霉和酵母菌的新种。
抗日战争爆发时，方心芳正在丹麦，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中断了在国外的访问研究，匆匆赶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1月，他奉范旭东（爱国实业家）之命到了重庆，一面为“黄海”内迁做准备，一面开展用甘蔗糖蜜生产酒精作为汽车能源的研究。1938年8月，“黄海”在四川五通桥市建址，方心芳全家来这里居住。1940年他受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聘请为农产制造科兼任教授，1946年兼任科主任，1947年得到当时的教育部颁发的教授证书。
新中国成立后，他迁家北京，1957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成立，方心芳任研究员、副主任。他吸引了一批高级研究人员充实到研究队伍，在工业微生物学方面开展了选种、分类、酶学及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1959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立，他被任命为副所长兼工业微生物学研究室主任。他领导了酵母菌分类、遗传育种和青霉、曲霉、根霉、白地霉、乳酸菌、醋酸菌等的分类研究，选育出大批优良菌种应用于工业生产，还开展了丙酮丁醇、氨基酸、调味核苷酸的发酵生产研究，创立了烷烃发酵生产长链二元酸的生产工艺。他主持的科学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三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了地微生物学（包括石油微生物学和细菌浸矿等）、霉腐微生物学、甾（ｚāｉ）体微生物转化等新的分支学科和领域，对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1979年方心芳被任命为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心芳在6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自觉地克服一切困难，为国家、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当总结从事工业微生物学研究50年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人民的需要就是方向，国家需要工业微生物学为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服务，需要就是催他出征的战鼓。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拓荒者范旭东说：“方心芳先生心目中的微生物，绝不比一头牛小，他是一个忠实的牧童。”
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 王淦昌
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生前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1929年，王淦昌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深造。1934年4
月回国后，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1949年5月后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却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政府门前。王淦昌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他自己也是满身是血，王淦昌愤怒地问道：“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办？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当晚，王淦昌死里逃生，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讲述白天的血案。当王淦昌讲到“我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到我的衣服”时，叶企孙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严厉地问道：“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讲话所打动，深刻明白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他暗暗下定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一刻：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
弹又爆炸成功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他却谦虚地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1969年，王淦昌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在这期间，他又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上级明确要求，务必在国庆20周年前打响，并且要求保证成功，保证安全。当时，王淦昌已经年逾花甲，又处在动乱时期，要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真不容易！他深入车间，和工人同志们谈心，到职工宿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的实干精神，支持着王淦昌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试验任务。
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地下坑道里的通风设施比较简陋，氡气浓度不断增长。王淦昌听到这个情况，很为在地下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健康担心，他立刻组织人员进一步监测，分析原因，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仍有一些同志心里不安，几次找王淦昌反映。王淦昌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情况，并恳切地要求道：“希望大家发扬我院优良传统，加紧工作，缩短在洞内停留的时间。”最后，大家都提前完成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而王淦昌一直坚持在洞内，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后才撤离现场。
王淦昌领导同志们按期完成了国家核试验任务！
1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同志们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满有把握地向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作了汇报。王淦昌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要进洞作一次最后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要进去比较困难，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大家一再向他保证工作的质量劝阻他不要进去。他还是爬进洞内，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看完了，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等一起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以此为契机，国家制定了“863”计划。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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