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与《传播学教程》之差异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与《传播学教程》之差异

作者：罗融融

来源：《新闻世界》2013年第08期

【摘 要】西方的传播学教科书和中国的教科书相比，虽然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可是在内容的编排方式上或者是在理论的介绍中，还是有许多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蕴含在其中的中西方思维上的差异，而发现这些差异，不管对学习还是教学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 教育思维 差异

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美国的传播学教科书《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以下简称《传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传播学教程》都是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本传播学教科书，然而对于它们的比较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选取它们，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笔者从这两本书的目录着手，作一个宏观的比较。

1、两本书的编排思维不同。《传播学教程》在第二章中就介绍了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编写思路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再到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而在《传播学》的目录中，并没有看到明显的以历史发展进程为思路的内容编排。不仅如此，在《传播学教程》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章节都有“……的起源与背景”、“……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发展”、“……的现实社会影响”、“……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等字眼，而这些很明显地通过由古至今的历史脉络来研究问题的标题在《传播学》中并没有看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教科书的编排思维以及每一章的写作思维都是很清晰的。这种思维是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编撰的，是一种中国式的“史”的思维，而西方的教科书则是以有别于中国式纵向思维的横向编排思维居多。

2、两本书的章节内容标题的用语不同。这里的用语指的是由目录可以看出的一个宏观的用语特点。在《传播学教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章节都会出现“……的定义”、“……的特点”、“……的概念”、“……的意义与问题”、“……的应用研究及其意义”等用语，这些都是中国教科书在编写内容时的特定用语，而在《传播学》目录中则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特定用语出现，可以看出西方的教科书并不像中国的教科书那样把每一章节都编写得一目了然。 3、两本书中关于科学方法这一内容在目录中的编排位置不同。《传播学》一书中将“大众传播的科学方法与模式”编排至书的第二篇也就是书的第二章，而在《传播学教程》这本教材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中则是将“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这一内容编排到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五章。可以看出在对科学方法这一内容的认识和重视的程度上，西方明显更重视教育学生如何进行科学研究。 以上是笔者从目录这一层面的比较，接下来笔者选取议程设置这一具体理论进行比较，这一理论在这两本教科书中都有介绍。

在《传播学》中，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介绍占据了书中245页至269页共25页的篇幅，这一部分的相关小标题如下：“查普尔希尔研究”、“理论假设的先驱”、“思路的转变”、“媒介议程与真实世界”、“夏洛特研究”、“实验证据”、“铺垫作用”、“总统的议程”、“议题的强制接触”、“抽象的具体的议题”、“议程的偏颇”、“时滞问题”、“接触媒介的作用”、“议程建构”、“导向的需求”、“谁来设置媒介议程”、“议程设置研究的新领域”、“议程设置研究的新发展”、“议程设置如何起作用”、“议程设置的应用”。在《传播学教程》这本教材中，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介绍占据了书中213页至237页共24页的篇幅，这一部分主要有三个相关小标题：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及特点；二、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与问题。

《传播学》在议程设置这一章中，一开篇是这样为读者引入议程设置这个概念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从1986年到1989年，公众舆论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越来越关注国内的毒品问题，而在同一期间内，非法使用毒品人数的比例却在稳步下降。那么，公众关于毒品的这一明显错觉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期间，布什政府宣布发起“禁毒之战”。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禁毒之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报刊上有关禁毒报道的数量激增。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倾向于把毒品看作眼下国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解释就是，这是出于媒介的议程设置。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在《传播学教程》这本教材的议程设置这一章中，一开篇这样写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有待于解决的课题，例如环境保护问题、节制人口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物价问题、下岗再就业问题等等。在众多的课题当中，哪些是最重要、最迫切，应该作为当务之急优先解决的？……我们对当前各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究竟来自何处？对此，“议程设置功能”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论，这种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通常来自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教科书是通过公众对事件的判断有错觉这样的例证告诉我们，公众的错觉是因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在起作用，而中国的教科书则是直接告诉我们因为有了媒介的议程设置，某一事件才那么重要。

我们还可以对两本书的相关论述做一个比较。两本书都介绍了查普尔希尔研究，但是《传播学》中所介绍的一些研究者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早期表述以及议程设置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不谋而合、媒介的报道并不能与事件的真实很好地吻合、学者们所进行的具体实验过程和研究过程等等，这些内容在《传播学教程》里没有被提及。在两本书关于介绍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这一主体内容中，我们可以对比看出，《传播学教程》将议程设置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它们分别是：1、“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2、对“议题”不同类型进行较深入的研究。3、分析不同媒体“议程设置”的不同特点。在《传播学》中，作者则是介绍了一系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列的研究，以此来证实媒介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的确有效果，并且介绍了相关实验和实验结果，证明是媒介在影响公众，而不是公众在影响媒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教科书侧重于把梳理好的内容介绍给学生，而西方的教育则更侧重于逻辑和推理，教育学生如何通过实验得到结果。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传播学教科书和中国的传播学教科书有较大的不同，这不仅体现了中西方思维上的差异，也体现了中西方教育思想上的不同。西方教科书的信息量大，涉及到的知识面也比较广，尤其是注重逻辑思维的培养，侧重于实验过程和实验推理的介绍。而中国的教科书则是注重于理论知识的介绍，无论在教科书的编排还是写作中都按照历史的顺序或是按类别划分对理论知识进行介绍，便于学生快速清晰地掌握理论知识。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美]赛佛尔、[美]坦卡德 著，郭镇之 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实习编辑：叶怡静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