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角度谈出世与入世

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角度谈出世与入世

摘 要:出世与入世永远是中国文人探究不休的话题，道家追求清淡无为，与世无争;儒家讲究积极入世，忧国忧民，但说到底是互通的。中国文学正是包括了儒道佛思想，著名学者徐复观就曾表示，谈哲学也好，谈历史也好，都不如谈谈文学。这些作家们不但在作品里渗透了哲学观点，就连人格也在里面。笔者从文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略谈个人看法。

关键词:出世 入世 儒家 道家

正如冯友兰所说，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道家则强调人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正好相辅相成。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超凡脱俗高蹈隐逸的理想;采菊东篱,凝视南山,是陶渊明自然而然的原生状态;而陆游，这个动乱之后，寂寞时代的伟大诗人，与心如磁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文天祥，沧桑傲岸的龚自珍，更是演绎了忧国忧民的万千气象。

一、出世之游

“游”，是一种彰显着主客两忘，了无间隔的审美境界，是庄子建立的精神自由的王国。庄子的自由之境充溢着积极的本真情感和情感自由，表现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独与天地相往来”的逍遥游。“游”是在内心感受中得到体现的，“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而是本体论……只有具备潜在的

无限可能性，才能发生丰富多彩的现实性。”

“疏影暗香，和靖孤山梅蕊放;轻阴清昼，渊明旧宅柳条疏。”(李笠翁《笠翁对韵》)渊明之乐，不在山水，而在田园。陶诗中，自然与人是浑然一体的，田园景物远没有山水诗那样绮丽、奇峭。如《归园田居》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和那些壁立千仞的高山，特异峻拔的松石不同，而是一种恬静悠然的生活环境。再如《饮酒》，描述了诗人悠然宁静的田园感受，创造出一个超然高远的田园意境，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看作是陶渊明的最为贴切的自画像。诗人在心神驰骋的精神状态下，目光无意与南山偶遇。“没有了主观意志的诗人是悠然的，凭着这份悠然，诗人才能和随物赋形、安详自在的南山妙合无间，才能体会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陶诗描述的景象都是人们日常接触到的事物，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其中的云朵、飞鸟皆平淡无奇;又如”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归去来兮辞》)又是家常生活的场景，朴实完整，随口道出。这平淡自然的情感中体悟出的生命之道，高远的生命境界，被王国维称为“无我之境”。如李泽厚所说:“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渊明用平易的田园景象构建了同庄子类似的精神王国，并在这个国度里，逍遥遨游，感喟无穷。

二、入世之忧

忧患意识是徐复观提炼出的一个原创性概念。在忧患意识指导下，儒家以人自身的行

为规范、道德修养作为探讨和思考的主要内容，形成了一种“以人为本”的“仁”的文化，在礼崩乐坏之际，儒者将“礼”的精神加以创造转化，使“忧患意识”取得社会认同。从屈原到曹操，从杜甫到陆游，直到龚自珍、鲁迅，他们都隐含着一条忧患的意识链。

曹操诗歌是时代精神和他个人气质相结合的完美体现，也是他复杂内心世界是真实袒

露。《龟虽寿》中，在悲叹万物皆有死亡之后，突然曲调高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如:“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短歌行》)情感如潮水般荡气回肠，更可贵的是，诗人不沉湎于这种忧伤悲凉的情绪，而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有力地奋起全诗，是诗歌的主体情绪由悲凉哀婉升华为慷慨激越，抒发诗人积极有为的人生信念，一个政治家悯时怀伤的情怀和兼济天下的忧患思想。

自幼习儒的杜甫，对国家民生有着深切的关怀;又生逢乱世，终身过着颠沛流离、漂泊无依的生活，其悲天悯人的情怀远远超过了其他唐代的诗人，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到因饥饿而失去幼子，感到“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悲痛。而此的杜甫却能“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其胸怀之博大深沉，确实令人深为感动。诗人虽以个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但日常生活常联系于家国天下，儒家的修齐治平正是是诗人立身处世之准则。杜甫的诗不仅是人生的历史记录，也是时代的历史记录，所以杜诗有“诗史”之称，而其人也有“诗圣”之誉。

三、进退之悲

这里要说到的一些人，是热切希望能够兼济天下，最终却难以独善其身的悲剧英雄们。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激烈斗争，使士人举步维艰，朝不保夕，士人大多陷入苦闷忧郁。他们在感慨世道荒诞，生命脆弱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名教的厌恶，一些名士从自然出发，蔑弃礼教，以放浪形骸的姿态宣示了对世俗政治的鄙弃，向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世俗观念发起挑战。竹林文学是魏晋时期最富人格个性，最具哲理情思的文学。七贤之一嵇康的人生遭际犹如一只折翅的凤凰，给后人留下许多艺术的遐想;阮籍的人生则是一个“苦闷的象征”，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迷团。在混乱险恶的时局下，文人不得不埋藏起自己的志向。进不能建功立业，退不能隐居躬耕，在其诗文中吐露了自己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与怀才不遇的深切悲哀。如阮籍的 “恸哭而反”、刘伶的“死便埋我”、嵇康的“郢人逝矣，谁与尽言”、谢灵运的“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四、笔者之感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开篇就把官场视做“迷途”，把进入官场称为“误落尘网中”，(《归园田居》)所以“在他的盛年激流勇退，追求自身人格的完美，彻底突破了千百年来困扰着无数士大夫的出处大关，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再也不像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而是勇敢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然而在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之情背后，又深感“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并且“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这说明在诗人的晚年，心情并不平静，但他还是恪守信念，以至终老。

与陶渊明隐隐作痛的情怀相比，苏轼能将思想引入更深的一种境界。苏轼一生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

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更沉重。“苏轼不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对社会的退避，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赤壁赋》即可展现当时苏轼之游的真心与真修养。“苏轼是把全人生融凝呈露于日常生活与普通应酬之中，随意抒写人生世态，他成就的境界是中国文学界最高的理想境界，也是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

不论出世的陶渊明，入世的杜甫，还是进退两难的悲剧英雄，他们有一共同点，即皆立足于现实社会之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儒道两家的精神，在生活实践，

文学创作中常有转换，出世与入世之间会互相滑动，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入世便以我观物，出世便以物观物，内在与超越，执着与旷达，是相对而言。貌似对立，实则互通。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2].郭英德、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3].李中华、张忠智:《魏晋名士文学的兴盛与衰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4].刘跃进:《赋到沧桑――中国古典诗歌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5].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与文学》(姜义华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6].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延,:南京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