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我”的形象分析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祝福》中的叙述者\"我\"与作者本人的形象、区别以及两者的关系。钱理群先生在分析《祝福》时精辟地指出：\"'我的故事'里，'我'在与'鲁镇社会'的关系中，始终是一个'异己者'。'我'当年离去，自是对'家乡'的背弃，如今'我'归来，故乡'已没有家'，不再存有《故乡》里的'我'那样的'寻欢'的奢望，'我'只是四处'漂泊＼中在家支管作停留，因此，不需经过《故乡》中的'我'那样的精神幻灭，'我'就敏锐地发现在'我''离去'与'归来'之间，故乡的一切都没有变……'我'注定与这停滞不变的'鲁镇社会'格格不入，'我''明天决计要走'，本是意料中的事；到这里为止，《祝福》中'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只是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他（他们）注定要扮演永远的'游子'（漂泊者）的角色。\"（《名作重读》钱理群，第1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钱理群的这番话，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了小说中的叙述者\"我\"--这个现代小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离去、归来、再离去），生存态度（没有故乡、四处漂泊），现实态度（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背弃与格格不入）。但这只是对叙述者\"我\"的性格命运的概括描述，在作品的具体情节中，\"我\"的性格、心理是一层层展示出来的。
小说中，\"我\"与祥林嫂的惟一一次面对面的接触，是鲁镇东头河边的一次对话。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对话，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和一个沦为乞丐的乡下妇女，讨论的竟是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在祥林嫂的心目中，\"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出门人、文化人，抱着莫大的期望，因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连串她久思不解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精神上彻底倒了的祥林嫂，之所以提出这些玄而又玄的问题，正是对这些封建迷信的怀疑与挑战。她希望没有灵魂和地狱，以免死后在地狱中被两个男人争夺；她希望有灵魂和地狱，是盼望着在地狱与自己的儿子见面。希望有与无，在她其实是很矛盾的，因此她特别想得到\"我\"的确切回答。但是\"我\"呢？面对这一连串的追问，回答竟是那样吞吞吐吐、含混不清：\"也许有罢\"\"就该也有。棗然而也未必\"\"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我\"其实是对这些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缺乏关注和研究的，面对一个乡下妇女的追问，\"我\"只好以\"说不清\"为借口回避了对问题的正面回答。在祥林嫂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思想的贫乏、性格的懦弱、对待问题的中庸之道，表现得入木三分。当然，\"我\"对祥林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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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坎坷命运和悲剧结局，是深感同情和悲哀的，特别是对\"鲁镇社会\"的封建迷信和礼教对祥林嫂不动声色的\"谋杀\"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作者悲愤地感叹：\"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充分表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的关注、同情和思考。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与祥林嫂这样的底层民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应当怎样唤醒和救助千千万万个祥林嫂？叙述者\"我\"其实也是很感茫然的。\"我\"无法回答祥林嫂那些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也许正是因为\"我\"那些模棱两可的回答，加速了祥林嫂的死去，这使\"我\"总有一种\"不祥的豫感\"，并感到深深的\"内疚\"。但\"我\"也终于想通，祥林嫂的死是必然的，\"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无事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于是渐渐感到了宽慰舒畅起来，\"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从叙述者\"我\"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中，不正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面对苦难的民众表现出的无奈和逃避吗？20年代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其实离底层的民众还很遥远，不要说去唤醒和救助民众了，就连回答民众的问题都很困难，因为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前行的道路。
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的20年代中期，思想也陷入了苦闷、彷徨期，对中国的前途深感失望，对知识分子的出路做着艰苦的求索。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他把自己的艺术目光投注在底层的劳动妇女身上，真诚地讴歌了她们的善良、质朴、勤劳、坚韧的美好品格，揭示了封建宗法社会对劳动妇女的无情迫害。小说中的\"我\"的心理矛盾自然与鲁迅有许多相通之处，但鲁迅显然比小说中的\"我\"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具有理性审视眼光。他不仅看到了\"病态社会\"的深处，也看到了那个\"我\"的心灵世界，对知识分子灵魂中的懦弱、中庸、逃避等做了尖锐的拷问，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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