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常识与语文教学

古代文化常识与语文教学

罗漫，1956年生，贵州贵定人，布依族。1977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论文《论唐人送别诗》发表于《文学遗产》1987年2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代表作有《桃、桃花与中国文化》（《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词体出现与发展的诗史意义》（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节译）、《战国宇宙本体大讨论与〈天问〉的产生》（收入《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先秦大文学史》（合著）等。主编有高等学校教材《大学语文新读本》等。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问者：罗漫教授，您认为目前的中学语文教学，古代文化常识还具有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吗？

答者：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让我先举一个例子。中央电视台名嘴之一的朱军，在做节目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他在谈话时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家父”，这件事一度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就是因为他对称谓中的敬称和谦称没有弄清楚，所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信息时代书信用得少了，我们更应该谨慎，对很多常识都应该了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不少人

要到外企工作，甚至到一些国际机构工作，他们不光要适应世界通用的规则，同时也还要去展示中国文化的某些元素，展示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如果这些年轻人连本国的母语的常识都欠缺的话，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甚至会对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产生某些负面的影响。

在礼仪方面，韩国、日本两个邻国对传统的东西比我们重视得多，也保留得多。台湾和香港也是这样。有时候你会看到韩国、日本有很多做法，其实就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他们是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学去的，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他们还将这些传统保留得比我们好呢？经常有人说，国内的现状是因为受到了现代观念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不去注重传统了，我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因为，要讲现代化，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比我们更加现代化，为什么他们的传统比我们保留得好呢？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大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现代化了，思想现代化了，就把传统的东西丢失了，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得另外找思路，另外找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官方不重视。官方不重视就体现在我们的教育上。我们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灌输的都是革命化教育，传统文化常识的教育讲得很少，甚至完全不讲。但是革命化不等于现代化。革命这个词的分量是很重的，“革命”就是把传统的“命”给“革除”掉，不允许存在，所以强调要跟“封、资、修”作彻底的决裂。在决裂的过程

中，传统中有益的和腐朽的、永恒的和过时的，通通被一股脑儿废弃了。

今天，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我们都应该强化古代文化常识的教育，尤其是要强化礼仪教育。前两天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参加教育硕士的论文答辩，一位老师在论文中提供了一个数据，某年的“楚才杯”作文竞赛，有四千多学生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妈妈写成恶妇。事实上可能他妈妈给了他很多爱，但是他为了感动评分人，为了得高分，就故意编造情节，丑化自己的妈妈。孩子们之所以这样写，完全是由于辅导老师这样教，至少是这样暗示过。这一现象，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我们的教育出了大偏差。很多大学老师在评高考作文的时候，也发现不少学生写“自强”方面的题目时，故意编造虚假的东西，说自己父母大病、或者遭遇车祸甚至父母双亡，然后写自己如何在艰难困苦中自强不息。看第一份时非常感动，看第二份第三份已觉内容失真，看到第十份就非常倒胃口。这说明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中学生在高考的时候，在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要故意给亲爱的父母双亲设计这样一个恐怖的命运呢？首先是对父母的大不敬，完全没有一点儿感恩的意识。你知道吗？――《世说新语?政事第三》的第一条讲述了一个故事：陈仲弓作县令时，一个小官吏谎称母亲生病而请假。发现真相以后，陈仲弓下令杀死这个小官员。别人建议应该再看看

这个人还有没有其它罪行再说。陈仲弓说：“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他反问：还有什么罪恶能够超过“不忠不孝”的吗？这件事放在“政事”的第一条，可见古人是如何重视尊敬父母的了。所谓“天地君亲师”，表明他们都是最高层级的尊敬对象，是享受香火和礼拜的供奉的。我们虽然不同意古人仅凭这一错误就杀人的做法，但也不能随便编造父母不幸甚至死亡的故事，想一想，这跟诅咒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个涉及到文化常识的突出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大学生甚至个别的研究生连请假条都写不好。不但不写“尊敬的某某老师”，甚至连“老师”俩字都不写，直接就是“我今天病了，请假两节课”，然后大笔一挥，在落款处签上他或她的大名，前面也不写“学生”二字。看了真让人悲哀，像写“假条”这类知识，在中、小学里就应该学习并掌握的，但是一些学校只追求升学率，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忽视基本知识的传授。少数从二线、三线城市考上来的研究生，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怪不得前两天武汉大学的於可训教授，在黄冈师范学院的一个会议上愤愤然地跟我说：现在有些博士生的水平，不过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专科生水平。於教授这样说，我认为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有一次，我到华夏理工学院同一个管文科的主任交流，他说现在的学生读大学了还不会写应用文，建议我编一本《大学语文》

教材，其中要有一半内容涉及应用文。我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因为这是把中学教育的内容，拿到大学来完成。中学是打基础，大学是提高，但缺乏基础知识，能提高吗？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大学生质量一再下降的主要原因。

大学教师自身的古代文化常识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中国古代有一个专有名词“悼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解释为：“悼念死去的妻子，也指死了妻子。”“悼亡诗”则是专指怀念自己亡妻的诗。可是现在有些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教授，甚至个别古典文学教授，就把那些怀念亡友的诗叫做悼亡诗。有一位老先生送了一本书给我，书中把毛主席“吊罗荣桓”的诗说成“悼亡诗”。错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悼伤诗”。从该书的引文可以看出，错了的教授不只一个两个。这些基本的东西都弄错了，可见对古代文化常识的陌生。有时候我想，靠一些古典修养不够好的专家来研究毛泽东诗词，九天之上，老人家知道了会很伤心的。再举一个例子，一位现代文学的资深教授写了篇文章提到“闻一多的令孙”。我们知道“令”是个敬词，只能用于跟对方谈话或写信的时候敬称对方，我们称对方的父亲为“令尊”，母亲为“令堂”，儿子为“令郎”，女儿为“令媛”。但是现在居然出现了“闻一多的令孙”这样的说法，这在港台地区的高校中恐怕是不会出现的。如果出现了，当事人的声誉和待遇将不无影响。

问者：您认为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目前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应该对中学生进行哪些方面的古代文化常识的灌输和教育呢？

答者：首要的是礼仪。现在我们的很多学生考试是高手，拼凑网上的文章也是高手，但是创新能力不行。这就影响到一整代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昨天我们学院进行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一位副教授非常生气，因为他把学生管严了，学生还不高兴。还有一位老师叫学生来谈论文，学生居然说：“我现在没空。”华中师范大学的戴建业教授就遭遇了这样一个学生：星期六他要戴教授给他指导科研论题，星期一要交。他的电话是：我在哪里哪里，你过来一下吧！戴教授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回答：“我要是不过来怎么办呢？”我们的礼仪教育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会考试的学生不懂礼貌。这样的学生将来能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吗？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再举个例子，去年，我给本科新生作开学典礼讲话，我提了三条，第一要学好中文，第二要学好英文，第三要学好礼仪，后来学生记者作报道的时候把第三条给删了，他们认为这个不重要，不需要学的。我看了后有点儿生气，我心想：“难道你把这条删掉了就是懂礼仪了吗？你对我的话不作完整报道，这本身就是非常不礼貌的，更何况我讲的就是礼貌问题。”

生活中的席上敬酒，安排座位等等，都是礼仪。最

常见的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结束后，有个谢师宴，每个同学敬酒时都应该先敬自己的导师，感谢导师多年的培育，然后再敬答辩委员会主席和其他的老师。这里有一个尊、卑、长、幼、亲、疏的顺序，需要灵活掌握。这些知识在过去都是常识，但是现在逐渐为人们所忽视了，或者说乱套了。 大家都讲我们是礼仪之邦，其实现在不要说是礼仪之“邦”，就连礼仪之“校”、礼仪之“家”恐怕都很少见到了。孩子们在外边都是比父亲的权势，而不是比知识。比如在冯巩用天津话演出的一部电影中，一群孩子中的两个争夺乒乓球，他们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A：“你爸管多少人？” B：“我爸管四十多人。”

A：“那你下去！我爸管三百多人。” B：“你爸嘛级？” A：“我爸嘛级啊？” C：“你爸没级。”

B：“你下去，我爸正处！”

由于基础教育没有抓好，孩子们只好比父母的权势，而不是讲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热心公益等。今年向四川灾区捐钱，我们的老师自己也不是很富有，但是上千元地捐，很让人感动。还有的班主任老师多次给贫困学生捐钱，而且不让点名表扬。所以我感觉人间有真爱、有大爱。这说明我们

的仁爱教育、友爱教育还是有基础的。我们应该有信心通过全体同道的不懈努力，恢复主要的、良性的礼仪。 在这个方面，我们真的要向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学习。1999年，汉城艺术学院有一位导演带我们去看他的一个学生在汉城开的酒吧。我们到的时候学生早已在路边迎候，见到老师就站在路边向老师鞠躬，当时看了之后真的是很感动啊！礼仪在邻家啊！唐宋以后，韩国和日本一直从中国买去很多诗集和著作，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失传的著作在日本和韩国都有保留。我想，通过基础教育和文化常识教育，该捡回的礼仪要捡回来，该让学生掌握的文化常识，还是要体现在我们的课本里、体现在我们的常规考试里、体现在我们的高考里，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称谓方面的知识也很重要。曾在中央美院进修过的的几位搞美术的朋友说，那里的学生都称老师为“先生”了。这里涉及到社会语言学的问题。多数情况下，如果称某位老师为先生，就表明他们不是师弟关系――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因为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关系往往就称老师。以前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中也谈到类似例子。有一群研究生和一位老师在一起讨论，有的称老师为“先生”，就表明这些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有点远，但其中有一两个学生直接称“老师”，他们就是这位老师的直系弟子。像这些知识，我们一般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太懂。有的我教过的学生称呼我的职务，我就

会告诉他，“你是我教过的，应该叫我老师。”当然对外又是一回事，就像蒋介石在正规场合被称为“委座”，但黄埔军校毕业的就叫他“校长”。据说，古典文学名家程千帆先生的学生蒋寅，将其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赠给程先生时，程先生便指出其题赠“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有不妥之处：“像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诲正’”。从一个人使用的称谓来看，可以看到他的知识结构，专业修养，甚至还可以看到他交往的圈子。这些属于我们的基础的礼仪常识。主要是因为我们受的教育与传统的教育脱节了，导致大家都忽视了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大面积地让礼仪这块园地荒芜了，现在应该去耕耘它，把一些珍贵的树种、草种、花种，重新种植起来。通过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让国家和民族的人文气息、文化素质得到大面积的恢复与高品位的提升。

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应体现在衣食住行上。有一次我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聂珍钊教授交谈，聂教授谈到，在英国剑桥大学有专门供教授们散步的花园和用餐的地方。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尊重知识的表现。为什么人们讲到英国伦敦就会想起绅士风度呢？因为那里有很多得到世界认可的规矩。我有一次对学生讲，穿衣服要讲究规则，如果不打领带的话，衬衣的第一颗扣子要解开，第二颗扣子必须

扣上。要看香港、台湾、日本的教授和我们内地的教授有什么区别，从衣着服饰上就可以看出来。香港的教授即使大热天他们的袖口也都是扣得整整齐齐的。我有一张内地学者和台湾研究老庄的著名专家陈鼓应先生的合影，我让学生看照片，猜哪一位是陈先生，学生从衣着上一看就看出来了。衣着第一要整齐，第二要清洁，这两点要保证。我现在给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做班主任，就对他们强调说，“你们是文学院里最国际化的一个专业，所以我要求你们第一要整齐，第二要干净。”这也就是礼仪。有时候我们坐公交车，前面的人没有洗发，风一吹，头上的气味儿就往后飘。有的人头发、衣领上都是皮屑，极不雅观。也有的体味儿比较重，车厢里的空气都给破坏了。这些首先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没有跟上来，其次是个人的卫生习惯没有讲究好。以前报道过日本的中学盛行“晨波”现象，所谓“晨波”就是早晨的香波，日语发音是シャンプ?`，意思是洗发水，就是学生早晨都要洗发，口腔有异味的也要嚼口香糖或是喷雾。因为一个人同别人谈话，如果口腔有异味儿，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在日常生活礼仪方面，我再举个韩国的例子。在汉城，我亲眼见一个吸烟的老师，站在校园的垃圾桶旁边吸烟，把烟灰弹在垃圾筒里，抽完烟后把烟头灭了然后再走开。你看我们中国，从校长到教授再到学生，一个个在校园边走路边抽烟，烟灰到处弹。从礼仪上讲，这个行为是不规范的。还有我们喜欢在大

街上、在车上吃东西，实际上，在公共场合吃东西也是不礼貌的。有一次我在莫斯科就看到有一个中国游客，穿着背心和拖鞋，在宾馆大厅里摇着扇子走来走去，这样的形象确实很不好。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没有讲授礼仪知识，人们从小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经常对学生讲，穿衣服的时候，内衣的袖口和领口是不能露出来的，让别人看到你的内衣，是不尊重别人的表现，是缺少礼貌的行为。掌握这些知识，对学生以后在国外生活，在高雅场合活动，都会有所帮助。 问者：罗教授，您说得太好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要充分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恢复了三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您认为这一举措对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答者：我非常欣赏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尊重民意，恢复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我们这一辈人文革中过的春节叫“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一必须上山植树一天，不允许初一在家。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是普通老百姓不热爱中国文化吗？不是。是谁不热爱传统文化？是谁斩断了传统文化的根呢？是执政者，是领导阶层，是当年奉行的指导思想。现在我们把很多东西归结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文化大革命只是集中表现而已。不是老百姓不要传统文化，而是高层领导不要传统文化，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毁弃传统，造成了今天

的结果。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我们在礼仪方面该恢复的东西还没有恢复。通过这三个节日的恢复，我想至少说明官方也慢慢地认可传统节日的重要性了。如果连形式都没有，哪会有内容的存在呢？我觉得这三个节日还不够，还应该增加一些，像元宵、七夕和重阳。其实多几个节日会让民族精神更加凝聚，民族心理更加强化，民族文化也会更加丰富多彩。本民族的节日多了，洋节相对的就会淡一些。如果本民族没有自己的节日，那就只好都是洋节。著名作家、文化学者王小波曾写到，“五一”在我们这里放假，全国过节，但是他坐飞机到国外，走出机场，发现到处冷冷清清，没有人过“五一”。是的，在国外没有人过“三八”、“六一”这样的节日。实际上这些是革命化节日，我们不是说不过这样的节日，而是说两边都要兼顾，革命化节日要，传统节日也要要，传统节日里包含的走亲访友、子女看望老人等相关的礼仪就会得到恢复。我想通过你们的宣传，让更多有类似想法的人去讲，去引导，去做，虽然范围很小，但是慢慢地形成一种共识之后，就有可能会强化一些。 问者：您生动的讲解使我们很容易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人际的交往、心灵的沟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朱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本文编校：洪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