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性格成因探析
作者:尹圆圆
来源:《考试周刊》2013年第103期
摘 要: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古代与命运抗争的典型女子代表。本文就崔莺莺叛逆性格特征与社会历史文化境遇做探讨,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元代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但窒息的家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性格发展,使得她在叛逆的过程中有时显得犹豫、摇摆、半推半就,身边的陪侍丫鬟红娘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显示出崔莺莺是一个被动的叛逆者形象。
关键词: 崔莺莺 时代背景 家庭环境 叛逆性格
在中国古代文学人物的画廊中,历代文学大师为我们塑造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在这其中,崔莺莺是一个光耀千古、具有奇姿异彩的典型形象。崔莺莺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叛逆者,是中国古代女子与命运抗争的典型代表。其性格特征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生活的家庭环境有密切联系,鲜明地显现出元代社会女性身上罕见的反叛色彩。 一、元代的社会及崔家环境
《西厢记》的故事原型发生在唐代,杂剧创作于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真实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元蒙贵族“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①,科举考试停止了,士子不可能再把诗文当做天梯,他们的地位由传统的“四民”之首,一变而为社会下层,由高踞于百姓之上,变为沉沦于百姓之中,真正了解了平民百姓的感情和愿望。社会上不仅有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而且等级划分十分复杂,门第观念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强调起来,宗教徒的和尚、道士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王实甫对此不可能不有所感受,既有感受,又将其才智寓乎声歌,抒其怫郁。
以弓马取天下的统治者,思想统治相对宽松,道德禁忌比较淡薄。元蒙统治者不杀工匠、不杀优伶,又兼疆域空前广大,商贸活动极为活跃,城市经济畸形发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风尚和旧有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与变化。统治者虽接受封建道德观念与传统儒家思想,但已远不及前代那样始终尊崇。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但他们来自于不同民族,于是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备受尊崇。在当时的社会上信仰的多元化使得各种宗教学说得以发展,儒学的统治地位悄然被削弱。人们对封建礼教的重视程度减退,严格恪守的思想意识渐渐淡化,下层人民特别是青年男女,不遵循固有的封建伦理,往往逾矩不驯,蔑视礼教。他们追求为情所主宰的人生,精神状态的主调是追求风流艳遇,精神实质是更重视感情的痴恋与真挚。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西厢记》中的缠绵爱情应运而生,张生、崔莺莺一见倾心,情真意痴,突破门第,私订终身。莺莺的反封建个性注入了时代因素,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闪耀着元代特殊的文化美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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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莺莺是堂堂相府的小姐,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把关系青年男女终身幸福的婚姻往往作为一件买卖对待,甚至作为互相勾结、建立或发展政治、经济上宗派集团的手段,氏族观念依旧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樊篱,根深蒂固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崔氏门庭特别显赫,据载在唐代369个宰相之中,有23个姓崔。崔相国去世,意味着家中的顶梁柱倒了,家道中落,“食前方丈,从者数百”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给崔老夫人带来无限伤感,莺莺的婚姻有望使崔家重振门楣,可谓是崔老夫人的希望所在。
崔老夫人有十分深的世故、广泛的阅历,待人接物有一整套手段,在这一方面,张生、莺莺、红娘都不是她的对手。这位前朝相国夫人受过十分完整的闺范教育,即使在羁旅途中,她丝毫没有忽略作为封建大家长应尽的责任,尽管自身也感到“暮春天气,好生困人”,但也只允许“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②的莺莺在佛殿没人烧香的时候,由红娘陪同她“闲散心耍一回去来”。佛殿上有人烧香的话当然不行,没有红娘陪同着当然更不行。至此,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即即世世的老婆婆”考虑得如此周密。
可见,崔莺莺虽然美貌多才,却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她处处受着老夫人给她灌输的言行准则,受着封建婚姻制度、家世利益和门第观念的压迫。可以说,老夫人表面是慈母,实际上是思想上维护封建礼教、行动上干扰男女爱情自由的封建家长的典型代表。
这种窒息的家庭环境促使崔莺莺萌发了对爱情的渴望,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又为她追求自由爱情提供了契机。
二、崔莺莺——被动的叛逆者
莺莺生于相国之家,母亲的严厉管教、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束缚伴随着她的成长。除了老夫人、红娘等家人外,她几乎没有与他人接触的机会,更不必说青年男子了。她没有自己主动走出幽闺环境,渴望接触外在世界的想法。只是由于做宰相的父亲去世,家庭发生变故,生活不比以往,客观上迫使她走出深闺,为她接触其他男性提供机会,于是就有了普救寺偶遇张生的一幕。与张生佛殿一见倾心后,莺莺逐渐有了青春的觉醒。但鉴于她的家庭环境及深沉的性格,这一种青春的觉醒表现得特别徐缓而不外露。作为名门大姓的小姐,她的性格有矜持的一面。她不得不时时装假作伪,掩饰真情,顾忌自己的身份,遇事总不那么“理直气壮”,常常显得心口不一。虽然后来她敢于大胆地爱张生,敢于冲破封建礼教,但她毕竟从小就在相府闺阁内生活,思想上接受的是封建传统道德的教育灌输,时时被严格的儒家礼教约束着,长期以来恪守着“三从四德”。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她的思想意识。造成了她在行动上的矛盾,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一方面表现出急切主动,另一方面又显得忐忑不安。在那样的时代,这种心理、行动的矛盾是一种毫不奇怪的现象。莺莺内心的纠结挣扎可想而知,感情的驱使与礼教的约束致使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炽热多情,有时扭捏尴尬,种种举止都显示出她的反叛性是被动的。
再者,在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发展道路上,“月老”红娘活泼的性格、大胆的行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起初,莺莺对侍婢红娘也有所顾忌,因为红娘是奉老夫人之命服侍她的,是对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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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坐守的人,是老夫人的耳目。所以她对红娘不得不提防一二。但从规定情景分析,如果缺少了红娘这一座撮合山,这一在两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那么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根本无从构建,只能以双方的单相思告终。经过一再试探,莺莺知道红娘不会向老夫人告发,也不会从中作梗,而且乐于为之往来奔走,成全其好事,这才放下心来。在整个事态发展过程中,莺莺的许多思想活动都是红娘猜度出来的,又是由红娘转达给张生的。
这样一个相对被动的叛逆形象敢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反抗封建礼教,摒弃门阀制度还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莺莺的个性形象还是较为丰富、立体的。
当她通过红娘的传达,听到张生的自我介绍时,对张生已有了初步好感,但是机灵的红娘还是没有察觉,莺莺尽可能地保持一池春水的平静,直到做道场以后,由于她对张生的爱情有了急剧的增长,便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开始对自己的不自由——“小梅香服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而抱怨、伤心。
当老夫人悬出赏格说“谁能退得贼兵,便把莺莺许配”时,张生自告奋勇地献计,莺莺在感激之余,不自觉地把内心的秘密吐露出来:“只愿这生退了贼者。”
当老夫人反悔时,莺莺说:“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由于极度的反感,没有把老夫人看成是自己的亲娘,而是称之为“即即世世老婆婆”。此后,她就采取了背对背的斗争策略,决定造成既成事实,让老夫人应付。
一有机会见到张生时,她既为自己被误解感到冤枉,更同情张生、可怜张生,马上便把事实真相说清楚:“这是俺娘的机变,非干是妾身脱空。”不仅把责任分清楚,而且取得张生的谅解,共同进行下一步的斗争。
王实甫对于这样一个被动的叛逆者的形象刻画还是较为丰富立体的。如剧中有情节反映了她的崇高人格和急中生智的聪慧。被围普救寺时,她心思缜密,深恐孙飞虎倘若攻进寺来,僧俗会被杀得一个不留,于是向老夫人表示自己宁愿给孙飞虎做压寨夫人。有人曾把她比做愿意和番的王昭君,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她的本意决非如此,而是以退为进,迫使老夫人拿出办法来,绝不是真的打算做压寨夫人,很明显她反将了老夫人一军。后来围被解了,她一方面认为张生是自己理想的对象,另一方面觉得老夫人应该履行先前诺言,所以觉得嫁给张生是理所应当的,这和老夫人过河拆桥的行为成了鲜明的对照。
总体说来,崔莺莺受到严厉的家庭教育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身上显示出封建社会女性罕见的反叛色彩,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道德观念、美学观点,彰显着时代的先进性,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注释:
①见[明]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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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0,以下凡出自此书者皆不注出. 参考文献:
[1]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黄清玲.反叛高歌三人奏——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形象分析.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3]袁美勤.简论杜丽娘与崔莺莺形象之差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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