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校现在不办了，只有校舍还静静地凋零在浓浓的树荫下。
我回乡下，夕阳西下的时候，五叔一人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盯着不远处的村校在发愣，在出神。我喊他，他抬头看看，并不理我，继续盯着远处。
村校是五叔一砖一瓦亲手垒起来的。
五叔的家挨着村校并不远，原来就隔着几十米远的操场，后来村校不办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操场很快就被改作农田种庄稼了。五叔的儿子种了几年的“操场”，后来又撂给了别人种。五叔一辈子是泥瓦匠。五叔从不下地种粮植棉做农活，有时忙得五婶在地里远远的喊：你哪里就不能下田来帮帮忙呀!五叔照例不理不睬。五叔的职业就是建房，许多人说他比专家还专家，小村庄上没有哪一户的房子是没有五叔参与建的。
村校曾经有我童年的快乐时光。
回想起来，我在村校念一二年级的时候，恐怕都是玩的。每个学期上不了多长时间的课，我的语文和算术两本书就弄坏了，就弄丢了，到学期结束时我是没有书的。那个叫夏启旺的老师虽然很严厉，但许多学生并不怕他。我们要么推铁环，推到操场外的大路上老远处，要么打陀螺，上课哨子吹了几遍，还有学生不回课堂，有一次夏老师走到我的背后大喝一声：“把光棍(陀螺)给我没收了!”1961年元旦那一天，天气特别冷，我加入少先队，只记得为了赶往操场去排队，我跌破了鼻子鲜血直流。后来夏老师还表扬过我，说我虽然玩得把书弄没了，但红领巾是一直坚持戴的。直到上三年级，新调来了王骏老师，他叫我用报纸把语文书和算术书包起来，要我爱护课本，他总誓励我大声朗读课文，终于在三年级的什么时候我好象才开了窍。
村校曾经有我19岁的浪漫诗意和梦想。
1973年的春节一过，主要是耐不住农活的劳累和艰苦，我逃离了生产队，来到村校当上了民办教师。那时在我的心中，村校才是我放飞梦想的地方，那块黑板才是我展示个性与才华的舞台。当我到学校上班的时候，生产队已经派人把几节插秧抽水用的槽桶抬到了学校当课桌，50多个学生自带小板凳来上课，济济一堂，一二三年级大复式，语文算术音体美，我一个人包教一个班。五叔把他的两个儿子也送到我班上来，还对我说：“你教得好还能转正呢。”这让我好生感动。老校长李云“躲”在教室门外听我的课，每周评课时给了很大的鼓励。公社文委李元祥亲自来看我上课，还安排我暑期到县教师进修学校研修培训。寒来暑往，四载春秋，学生们的笑声和家长的赞誉是我最大的快乐。
村校，对上个世纪70年代的小村庄来说，一直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地方，可以说村校就是小村庄的文化中心，教师就是小村庄的文化精英。现在，村校也许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村校的房子还在，路也依旧，树仍在长。当年的文化精英们都离开了那里，我的学生们，包括五叔的两个儿子，大多也都离开了小村庄，就连五叔的孙子也进城了。
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一切都在匆匆忙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变化的理由。过度怀旧，只能让我们无端的平添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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