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节选自《论语.学而》
“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语言的环境里，人际交往都离不开沟通，我们都在承诺，，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够兑现吗？你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能够做到吗？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那要看你的诺言离道义有多远，如果你的诺言符合道义，那么，兑现的可能便会高些，这便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个人如果能够恭谨有礼，对别人毕恭毕敬但又符合礼仪，那么他就远离耻辱了。“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意思是说，如果他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依靠的都是可亲可信的人，那么这个人的为人行事也就很可靠了。
在这里，“信”也没有被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核心，而是说讲信用一定要符合道义。社会中不断地出现的种种挑战，一个人光有单一的内心道德还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一个完善的道理体系。
我们知道，关于历史，有一个词语叫做“信史”，其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这个词内涵很重，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史官，要用他们的生命来维护历史的真实，让历史的真相得以流传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可贵的传统。
曾经，北魏的司徒崔浩和中书侍郎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叫做《国书》。《国书》写好以后，就被鑽刻在首都平城南郊十字路口的石碑上。很多鲜卑贵族看了国史之后，非常不满，就跟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拓跋焘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来就要逮捕中书侍郎高允。拓跋焘就召见高允，问：“《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这个时候，高允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这样回答的：“《太祖纪》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纪》个《今纪》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不过，崔浩兼职很多，至于具体的著述工作，我写得要比崔浩多的多。”拓跋焘一听，大怒，说“敢情你写的比崔浩还多，你的罪行比崔浩还大，怎么可能让你活！”高允不慌不忙，回答说：“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但我不敢说虚妄的话来骗您。拓跋焘回过头说：“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啊，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啊。应该赦免他的罪过，要褒扬他。”于是，皇帝赦免了高允。
诚信，有时候是需要大勇敢的。它需要自己内心对于一种价值的坚持，这种价值延伸出来， 这便不是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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