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一词的使用由来已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主要用于人的行为。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罗尔斯则更明确地规定，在他的正义论中，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秉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却是个人无法自我选择的。因此，这些最初的不平等就成为正义原则的最初应用对象。这样，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将先前人们只关注形式正义演变成更加关注实质正义，通过克服社会制度、自然条件乃至人的秉赋上的偶然差异实现实质上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正义论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即理想部分，确立了那些在有利的环境下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原则，即那些处理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限制和历史偶然因素的原则;第二部分即非理想部分，主要由解决不正义问题的原则组成。“公平的正义”理论应当排除功利主义的选择。对照罗尔斯的正义论，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中还存在许多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如因自然条件的差别，存在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地区差距;因从业部门不同而形成的行业差异和行业保护;因居住状况不同而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距;因权力异化而滋生出的严重xxxx现象，各种就业歧视、入门限制等等非理想状况，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妨碍了以人为本目标的实现。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也说明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罗尔斯认为，各方将选择的原则是处在一种“词典式序列”(lexicalorder)中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是平等自由的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的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罗尔斯的正义论追求一种实质的平等主义。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期，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可调和，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利益分配不均，各种社会矛盾也集中爆发，一些恶性案件不断发生。老百姓信访不信法，涉诉信诉案件以井喷式爆发，纠结徘徊于人治与法治之间。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压力。需要我们以天下为公，以普世的价值和创新精神，寻求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良药和制度，促进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和文明进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基础。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为我们创新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即给每个公民平等参政的机会，平等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赋予每个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的自由权利。与此相适应，从确保公民基本权利行使的政治制度方面出发，应当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尽可能地扩大直接选举，使选民与候选人面对面地沟通，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由选民监督予以落实，切实构筑国家公务人员由选民选举，向选民负责，由选民罢免的制度。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先定后选、上级任命，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做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充分行使，只要公民合法地行使批评权、建议权、监督权，就不能以任何借口动用公权力去追究其行政的或刑事的责任，切实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媒体监督的功能，确保国家管理权的合法正确地行使。
从经济制度和利益分配方面考察，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实现整体和谐的基本要素。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和谐应当是整体和谐、全面和谐，而不是局部的、片面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和谐，当前发展与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等等。而要实现社会的整体、全面和谐，就不能离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贯彻，就是确定和落实罗尔斯提出的“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过程。这就是：(1)怎样鉴定最少受惠者的地位?(2)怎样衡量人们的利益，或者说合法期望的水平?对此，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占据两种地位，一是平等公民的地位，一是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假定权力与财富通常结为一体);这样，确定最少受惠者可通过选择某一特定社会地位(如非熟练工人)，或按达不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一半的两个标准来确定。当前，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问题、城市贫民等弱势群体可以划归到最少受惠者的范围，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以来，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收入低迷，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陷入萧条，与改革初期的活力和生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的低收入者形成的贫民阶层，承受着房价、子女教育、再就业培训等多方面的就业压力，仅靠微薄的低保收入尚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这些人群已成为我国社会进入新时期来的“最少受惠者”。如何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经济生活条件与利益，是关涉国家稳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难题。要想方设法努力缩小贫富差别，消除城乡差别，把“三农”问题解决好，把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产生活问题解决好，方可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根本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