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张俊富
第2卷，第3期
1. 引言：谁是企业家？
企业家虽然是个常用词，对它的涵义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硅谷，前几年网络公司最火爆时，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某某人在餐巾纸上勾画出一家公司的蓝图，以此获得几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没过多久公司上市，该企业家顿时身家上亿。一时间企业家成了“新经济”的宠儿，人人争当企业家，创业狂潮席卷全球。这里的企业家(entrepreneur)指的是创业者，是新兴公司的发起人(start-up founders)。如果去查“中国企业家名录”，找到的多是大企业的总经理。可见人们也把企业的管理者(manager)称为企业家。那么，到底谁是企业家呢？
大多数的字典将企业家定义为“企业的发起人或管理者”。一家企业的发起通常涉及三个重要角色：发起人、经理人、以及投资人。企业的发起人和管理者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可以由同一个人承担。例如比尔-盖茨，既是微软公司的发起人，又参与它的管理。更普遍的是发起人和管理者的分离，例如美国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些公司有一半左右是由大学教授们发起的(Kenny, 1986)。教授们懂技术，但不一定精通管理，通常另雇职业经理人负责企业经营管理。经理人不一定是发起人，同样，投资人也不一定是发起人。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投资人可以由银行或风险投资公司承担。投资机构除了提供资金以外，通常在企业的发起阶段参与管理和策划。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风险投资人经常要帮新公司物色高级职员、开拓市场、插手董事会工作(Lee et al, 2000)。这样的投资人直接参与新公司的发起，他们算不算企业家呢？
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企业家？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证？他们的社会作用是什么？笔者因为研究美国硅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企业家不是一种职位或头衔，它的实质是一种精神。企业家是参与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家精神包括冒险精神、投机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实干精神。企业发起人，经理人和投资人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但又不必然是企业家。
需要事先指出的是，本文重点在于澄清企业家群体的特征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它对那些有志成为企业家的人们不一定有直接的帮助。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桌上有这样一条座右铭：学习经济学不能使你摆脱贫穷，它只能让你懂得你为什么贫穷。对于个人来说，这句话非常正确，可是我还是希望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学的作用更大一些。先辈严复把亚当-斯密的名著翻译成“国富论”，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希望。我怀着那么大的希望写下这篇小短文。
2. 企业家精神
企业的发起人、经理人、和投资人都有资格成为企业家，又都有可能不是企业家。笔者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本质。企业家是参与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不同经济学家对企业家有不同的阐述(Casson, 1982; Norton, 2001)，笔者认为其中关于冒险精神、投机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论述最有代表性。此外，笔者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实干精神也是企业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因此本文论述的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冒险精神、投机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实干精神。这个关于企业家的定义比字典上的定义更模糊了，但却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类人的实质以及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 冒险精神
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
将近300年前，法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坎狄龙(Robert Cantillon)最早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企业家在经济的运行中起重要作用，他们实际上是在管理风险(risk)。工人向工厂出卖劳动，企业主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是浮动的，而工人领取固定的工资。企业主替工人承担了产品价格浮动的风险。当产品价格跌落时，企业主有可能蒙受损失。而企业的盈利，正是企业主承担风险所获的回报。
现代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使得企业发起人能够摆脱企业主的身份。当发起人没有太多个人资本时，可能只以技术、时间、和精力等非金钱要素投资。当企业进入正常运作以后，发起人可以选择转让所有权，从而不必承担产品的价格风险。但是由于发起人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企业彻底失败了，发起人有可能连这类投入的回报都拿不到。因此发起人不一定承担产品价格风险，但要承担其它风险。
在发表于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弗朗克-奈特(Frank Knight)对风险(risk)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分别对待。根据奈特的划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可以计算的，因而风险可以通过投保等方式转嫁给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而不确定性事件的概率是无法计算的，只有通过主观判断来决定。比如说，企业可能面临的价格、利率、以及汇率的波动，都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和期货市场转嫁出去。企业面临的失火、失窃等风险可以通过买保险来消除。除此之外，企业家仍然面临无法转嫁的不确定性。比如说，1997年之前，泰国企业家很难预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也没法为此而投保。这种不确定性是企业家不得不面对的。在奈特看来，利润不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而是对承担不确定性的补偿。奈特还认为，各个行业的利润率不同，正是各个行业不确定性高低的反映。
2) 投机精神
中文里的投机(arbitrage)一词也许会引起人们负面的联想，但它确实是正当的商业行为。它因自利的动机而产生，却在客观上有利他的效果，这正是一切市场经济行为的实质。
奥国学派的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erich Hayek)和以色列-克兹那(Israel Kirzner)认为，企业家是低买高卖的投机者(Kirzner, 1973)。
企业家在奥国学派的价格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奥国学派的经济学家推崇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认为它是一个复杂的“信息收集机制”(Information-Gathering Mechanism)。只有价格体系才能提供准确而完备的市场信息。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一种激励机制促使人们去发现各种产品的真实价值。这样计划往往是根据错误的或不完备的信息制定的，从而导致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和缺乏效率的经济运行。
价格体系的运作，靠的是企业家。企业家因为要寻找盈利的机会，所以要去了解各种价格，从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获取利润。同时为了寻找交易伙伴，他们又提供价格信息给别人。从长期来看，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会把价格差异消除；而在短期里，企业家可以从差价中赢利。
这里阐述企业家时不涉及企业的内部管理，强调的是市场商机。为了赢利，企业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差价。如此看来，在街边开个小卖部，是典型的企业家行为，以赚取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差价。开办一个加工厂，也是为了赚取产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差价。创立一家高科技软件公司，同样是为了赚取高科技人才与高科技产品之间的差价。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批判过“投机倒把”，讽刺过“对缝儿”的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看，这些都是应该鼓励的企业家行为。“投机倒把”和“对缝儿”，就是把消费品或原材料从一方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另一方。每一次的买和卖，都是将产品转移到更需要的人手中。(因为“更需要”才愿出更高价。) 这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市场经济的作用体现于此，企业家的慧眼也表现于此。
3) 创新精神
奥国学派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约色夫-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Schumpeter, 1934)。
什么是创新(innovation)呢？熊比特列举了五类：新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市场，新的供货渠道，以及建立或打破垄断地位。苹果电脑公司的发起人是企业家，因为他们推出了新产品；亨利-福特是企业家，因为他最早采用汽车生产线；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老板是企业家，因为他开辟了网上销售渠道；比尔-盖茨无疑也是企业家，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微软公司这样的软件王国。
企业家是创新者(innovator)，却不必是发明家(inventor)。确实有不少企业家同时也是发明家，著名的例子包括诺贝尔和爱迪生。但更多的企业家不是任何技术的原创者或新产品的发明人。苹果电脑公司的发起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伍兹聂克(Steve Wozniac)常被认为是微机的发明人，其实不是。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制作甚至出售微机了。他们真正的贡献是开拓出巨大的微机市场。比尔-盖茨花低价买了一套别人的操作系统软件，稍加改动变成微软公司的MS-DOS操作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垄断地位。如今这成为众所周知的传奇。戴尔电脑公司的发起人麦克尔-戴尔(Michael Dell)采用直销方式销售电脑而起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这一直销方式的发明人。在微机市场还没广泛建立的1970年代前期，只有少数业余爱好者购买微机，邮寄送货曾经是当时常用的销售方式(Freiberger and Swaine, 2000)。举这几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企业家不一定是发明家，他们需要的是在商业机会面前的独具慧眼。有趣的是，微机行业的这几位传奇式的企业家乔布斯、盖茨、和戴尔当初都是从大学辍学去搞“创新”的。
根据熊比特的“创新者”定义，并非所有的企业发起人或管理者都是企业家。小镇上第一个开加油站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企业家。如果他的邻居看到加油站很赚钱，在街对面开了第二家加油站，在熊比特眼里，这个邻居就算不上是企业家了。企业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那些独辟蹊径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村里第一个买了卡车跑运输的个体户，比起国营运输公司的墨守成规的总经理，倒更配得上企业家这一头衔。这也正是我将企业家定义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原因。熊比特把企业家与经理人从概念上区分开来。如果一位总经理只是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毫无创新之举，那他就不是企业家。但是，如果某位总经理锐义进取、推出新产品或改进生产方式，那他就是熊比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尽管他可能并不是企业的发起人。
4) 实干精神
我加了一条实干精神，是要把企业家与空谈家区分开。有许多企业家实际上是从空谈家那里获得的点子，他们之所以成了企业家正是因为他们真的去做了。
企业家需要决断力(judgement)、信心(faith)、说服力(persvasiveness)、以及坚定不移(determination)的品质。既然企业家行为是冒险性的、充满不确定性，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无法准确估算的，所以时时需要主观判断。而一旦做出某种判断，企业家要象信仰上帝的存在那样相信他自己的判断。否则一遇挫折就打退堂鼓，最终什么事也做不成。光企业家自己有信心还不够，他还必须有能力说服别人相信他的判断，这样才能引来投资或别人的支持。企业家常常做出与众不同的判断，令大多数人无法理解。所以有经济学家戏称企业家为“傻瓜”(fools)，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家只不过是“幸运的傻瓜”(lucky fools)(Nye, 1991)。仍然以苹果电脑公司的发起人史蒂夫-乔布斯为例。他在1970年代就认为微机市场前途无量，将来人人都要使用微机。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当年IBM和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都有人力、财力、和技术来开辟微机市场，只是在那些大公司没人相信不久的将来个人电脑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办公桌上。乔布斯却相信，他不但自己相信，还说服了当时任职于惠普公司的史蒂夫-伍兹聂克辞职来和他一起搞微机(Freiberger and Swaine, 2000)。他们成功了，而且改变了世界。
人们常常说成功的企业家是有远见卓识的人(visionary)，似乎意味着福特预见到50年以后人人开汽车而不再坐马车，乔布斯预见到20年以后人人使用微机来学习和工作。其实更接近事实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把世界推向了他们预想的方向。那并不是远见，而是实干；或者说并不只是远见，而是远见加实干。一位法国作家说：关于未来，你们的任务不是预测它，而是实现它。这恰恰是企业家实干精神的描述。
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在谈企业家时往往只是在谈“成功的企业家”。我以为，凡是具有前面列举的精神的都是当之无愧的企业家。尤其要强调的是，有很多失败的企业家。即使是成功的企业家，也往往有过失败的经历。我们不该以成败论企业家。
3. 企业家的动机
为什么有人想当企业家呢？毫无疑问，谁也无法否认“赚钱”这一动机。说到底，赚不赚钱、赚多少钱是衡量一个企业家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尺度。所以世界上大概没有不想赚钱的企业家。可是，赚钱似乎又不是企业家的唯一目的。否则的话，象比尔-盖茨那样的巨富早该回家休息了。赚500亿美元与赚800亿有什么不同呢？反正几辈子都花不完。
仍然是熊比特的论述最令人信服。他说，如果企业家的动机只是赚钱而后享乐，那很多企业家的行为简直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一辈子辛苦奔忙，很少有时间享受自己的财富。熊比特接下来对企业家动机的分析，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富于浪漫色彩的经济学解释(Schumpeter, 1934)。也许只有从小受贵族式教育的熊比特才能做出这样的解释。
熊比特说，除了赚钱之外，人们想做企业家是因为梦想建立一个私人王国。在现代社会，取得象中世纪时的爵位并在特定的范围内唯我独尊已经不可能了。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是达到近似地位的最佳捷径。无法以其它方式获得优越社会地位的人们这种想法尤其强烈。
其次，熊比特以为，企业家动机还包括征服的愿望、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心理。因而有些企业家追求成功只是为了成功本身，而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从这种角度来看，经济行为类似于体育运动：企业家之间的较量和拳击、赛跑等是一样的，就是想拿个冠军。冠军是最高的奖赏，而真正的奖品(财富)反倒成了次要的。
最后，熊比特说，企业家的动机还包括追求创造的喜悦，享受做事情所带来的愉快，寻求改变世界而带来的满足感，体验冒险的刺激。从这一角度来看，企业家又象是登山运动员。这种动机和追求享乐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单单追求享乐的人反而很少成为企业家。
总而言之，企业家是英雄，他们的动机也多是“雄心壮志”(heroic aspiration)。
4.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比熊比特更看中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熊比特看来，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911年，27岁的熊比特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经济发展论>>。我把他这本经典的核心思想归纳为三句话：经济发展等于创新；企业家是创新者；企业家群体在时间上的不均衡分布导致经济周期。
熊比特认为，靠增加劳动力和重复现有生产方式可以使经济增长，但不能使经济发展。发展意味着创新的实现，往往体现在“新人创立新公司”。(熊比特晚年改变了看法，认为大的垄断公司比新企业更具创新能力。今天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更倾向于同意他早年的观点。) 在熊比特眼里，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企业不断诞生，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抢夺旧有企业的市场份额，打破旧有的经济秩序，进行“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从而把经济推上新台阶(Schumpeter, 1942)。
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会导致一次经济上的飞跃。近200年的历史上，大的创新包括蒸汽机的应用、铁路的开通、电力的使用、内燃机车的出现、电视的发明、计算机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商业化等等。巨大的创新带来的经济的巨幅波动，大约几十年才出现一次，熊比特把它称为经济的长波(Long Waves)。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发明人无疑都起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企业家最终把已有的技术推向市场，他们的作用也同样重要。
企业家进行创新，往往赚得丰厚的利润。于是会有很多追随者进行相关的小规模的创新，更有一些追随者干脆重复开拓者的行为。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家享受的超额利润就不复存在。
大企业家是领袖人物、是开拓者。他们并不是时时刻刻不断涌现的。一旦有大企业家进行大创新，追随者蜂拥而至，投资规模急剧上升，于是出现经济繁荣。当一次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商机被蜂拥而来的小企业家耗尽以后，如果下一次的创新不能及时产生，经济就会呈现投资过度的症状，进而产生经济衰退，直到下一个大企业家推出下一轮创新。熊比特以为，企业家的出现在时间上是不均匀分布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企业家层出不穷、创新不断，而另一段时间则企业家聊聊无几、缺乏创新。这是造成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Schumpeter, 1934)。可见，在熊比特的理论中，企业家是核心。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史上的英雄。
企业家是否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这还有待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确实能部份地解释“互联网革命”给美国带来的经济繁荣、股市泡沫、以及经济衰退。从我们中国最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2001年将近翻三番，其中私营经济的比重急剧上升，是最重要的增长部门。私营企业家的贡献不容低估。
5. 创新者的两难
这样看来，促进企业家的出现和企业家的创新就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途径了。但一个问题是：以创新著称的大企业，面临新的创新机会却常常无动于衷，从而丧失良机。这一现象被称为“创新者的两难”(Innovator's Dilemma)(Christensen, 1997)。原因是有些创新独出心裁，跟现有的产品或生产方式截然不同。一旦实行这类创新，现有的市场秩序就会被打乱，现有的生产或销售方式有可能会落伍，因此当前占领市场的大企业不愿去搞，有时甚至会百般阻挠。即使是当年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成功以后为了守住基业，也有反创新的倾向，由创新者转变为守业人。本来靠创新闻名的企业反而故步自封，被新一代的创新者后来居上。AT&T早年垄断美国电话市场，当微波通讯和移动通讯技术出现时，AT&T都表现冷淡，并设法阻止新技术的推广。最终这两种技术都是由新公司大力推出的。有趣的是，移动通讯技术竟然还是AT&T的贝尔实验室研究出来的。AT&T没有大力发展移动电话。企业家克来格-麦考(Craig McCaw)建立了美国的移动通讯网络。AT&T在1993年才将麦考的网络买下来，成为它自己的移动电话分部(AT&T Wireless)。当年IBM最早生产大型计算机，而小型计算机出现时，却是由DEC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惠普公司等领衔市场。而再后来当微机出现时，却是由新崛起的苹果电脑公司打先锋。DEC和惠普公司被认为最有机会开拓个人电脑市场，却都错过了。苹果公司的发起人之一伍兹聂克当年就任职于惠普公司，并建议惠普公司搞个人电脑，却迟迟不被采纳(Freiberger and Swaine, 2000)。如果说比尔-盖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微软公司是他一手创建的软件王国。人所共知，微软公司的支柱产品是它的WINDOWS微机操作系统软件。WINDOWS和苹果公司的操作系统互不相容。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写的文件在苹果计算机上无法使用，反之亦然。这给微机的使用者造成很多不便。另一家软件公司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推出Java程序语言，用它编写的程序可以跨操作系统运行，不受操作系统的限制。太阳微系统的思路无疑是计算机行业的一大创新。
当年微软公司高层曾经展开大辩论，讨论是继续巩固WINDOWS操作系统的几近垄断的地位，还是向跨操作系统的方向发展。结果比尔-盖茨选择了前者。微软公司不但拒绝Java语言的创新思路，还对其进行打压，以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Gilbert and Katz, 2001)。这个两难问题其实也不难理解。假如有人得了网球冠军，别人站出来想大幅度更改网球规则，甚至想把它变成乒乓球比赛，那网球冠军自然是不能答应的。
相应的，大企业的经理往往倾向于小规模地改进产品或经营方式。比如说，微软公司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可是仔细看来，WORD2000和WORD97其实差不多，WINDOWS98 也没比WINDOWS95强多少。与其说WORD2000和WINDOWS98是新产品，还不如说它们只是性能稍有改进的旧产品。
正因为现有企业倾向于墨守成规，熊比特说创新往往表现为“新人创立新公司”。由于创新者一旦成功，就将陷入继续创新和维持现有秩序的两难境地，所以鼓励新人创立新公司才是保证创新不断出现的必由之路。
6. 企业发起人面临的约束
想创立新公司的人很多，但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做了企业家，因为做企业家面临很多约束，特别是做企业的发起人。
新公司发起人，首先要面临资金上的约束。创建企业总是需要资金的，白手起家毕竟是少数。所以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最受尊崇。经济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们分析一群突然得到大笔遗产的人，看他们得到遗产后是否更有可能去办企业。结果是，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投资企业(Holtz-Zakin et al, 1994)。可见资金是一项硬约束。如果这一约束能够解除时，将会有更多人创办企业。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使资金的约束放松了，人们可以通过抵押贷款或申请风险投资来取得启动资金。尽管如此，如何获得“第一桶金”仍然困扰着有志创业的人们。
其次是体制上的约束。创办企业要履行很多手续。曾经有一个电视片，探讨为什么同为市场经济却发展结果千差万别。里面提到，如果有人想在印度办一家企业，审批程序可能要拖延一年以上；而在美国，可能需要一个月；在香港，可能只需15分钟。在香港，所有的审批机构都在同一处办公，程序异常简化。可以想见，香港比印度更容易出企业家。事实也是如此。另外企业税负的轻重也影响创业行为。为新企业减免税收是鼓励创业的常用政策手段。各国在体制上的约束有差异，一国内不同地区间也有差别。中国的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享受不同的待遇，创业者就在这些地区大量出现。美国的波士顿地区曾经是高科技产业的龙头老大，规模远胜于硅谷。但最近20年硅谷地区后来居上，一代一代的企业家层出不穷。硅谷的大公司，比如惠普、英特尔(Intel)、和苹果公司，甚至被视为企业家的摇篮。这些公司有很多雇员辞职创业，开办新公司，使硅谷地区永远充满活力。而在波士顿地区，辞职创业的例子就很少，因此波士顿相对来说缺乏新的高科技公司(Saxenian, 1994)。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指出，这是因为加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不同。在马萨诸塞州，公司有权要求雇员签属“不竞争协议”，规定雇员离职后，不能在同一行业与原雇主竞争。即便没签类似的协议，如果与前雇主竞争，也可能被告上法庭。这自然不利于企业的创办。而加州没有这样的法律，雇主的利益虽然相对没被很好的保护，却客观上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发展，结果使人人受益(Gilson, 1999)。
此外还有文化上的约束。一般说来，保守的文化不利于企业家的涌现。对标新立异者持容忍态度的地区容易产生企业家。创新意味着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在很多文化背景下，这种精神是不受欢迎的，更谈不上被鼓励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第一批“个体户”和第一批“下海”的人面对了很多冷眼。好在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份人，他们的创新精神也算得到了回报。甚至有学者发现，对同性恋者的宽容程度与一个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是相关的。原因就是，越是容忍异己的地区，越容易出创新人才(Florida and Gates, 2001)。硅谷地区又是很好的例证。与硅谷地区毗邻的旧金山是美国同性恋者的聚居地。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硅谷的新公司是由华人或印度移民参与创立的(Saxenian, 1999)。如果没有对外来思路的宽容态度，这种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宽容不仅仅是针对新思维，也包括对失败。创业是有风险的，搞不好甚至倾家荡产。在很多地区，失败的创业者往往成为幸灾乐祸的对象，永远抬不起头。这样的环境里是没人敢冒创业大风险的。在硅谷地区，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受人尊重。失败有时甚至成为企业家的财富。硅谷的很多风险投资公司非常看重创业者失败的经历。曾经失败的企业发起人如果想从头再来，反而更容易获得风险投资。难怪有学者认为，硅谷的文化是这一地区最大的优势(Saxenian, 1994)。
7. 结束语
在国内上大学时，选修了一门课叫“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老师曾引用过一位西德领导人在战后经济重建时期说过的一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不要约束金钱和人民，他们就会使国家富裕起来。就让我套用这句话，作为此篇的结束语：不要约束企业家，他们就会使国家富裕起来。
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许纪霖
第2卷，第3期
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到著名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作演讲。主持人希望我从个人研究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思想界的一些基本情况。我自己这些年主要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和文化思想。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但到90年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关于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的讨论。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将向大家介绍中国知识界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脉络，同时阐述我自己的看法。
一、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中国人的习惯，谈到一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究竟何为“知识分子”? 虽然在这一领域已研习多年，但依然感到隐藏在此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要作一言而蔽之的笼统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任何一个有生命力、被学界长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概括清楚。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回到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理。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个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群体，这批人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些是军官，有些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从这个起源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语用学的意义上具有着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并且与一种文化的疏离感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日在L'Auro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的,但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十九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包括一批文人和作家。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就像哈贝马斯所描绘的，当时他们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样的的知识分子用葛兰西的观念区分，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与后来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很不同。
因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一样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西方概念。但这里讲的“西方”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随着我们对西方的历史、文化逐渐深入地了解，可以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分享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传统，但到了现代西方，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法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法国的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他们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法国人喜欢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他们很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最能代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雷蒙阿隆，而是激进的、充满情感力量的保罗萨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法国总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温床，从卢梭一直到当代的萨特、福科、利奥塔和至今还健在的德里达。
比较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牛津和剑桥里面，主要是一群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由于英国新教改革比较成功，知识分子同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就不像法国那么紧张，所以他们也更多地具有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性格，更习惯在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上，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道路。他们也有批判性，但往往是温和的，试错式的，而不是反体制的。罗素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算是最激进的，但比萨特还是要温和得多。
德国的知识分子，从历史角度而言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质，这是因为他们受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即使讲自由，既不是英国式的“消极的自由”，追求自由的外在的、不受强制的那一面；也不像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强调政治参与，追求“积极的自由”。德国知识分子更强调“内心的自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超越。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也很复杂。德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与他们所处的政治专制主义环境有关。凡是处于专制统治下，又无力直接向权力反抗的，通常都会退回到内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历史的层面追求超越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现实层面而言，多少是想象性的，犹如中国的庄子。
而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有东正教的背景，则更具有沉重的道德紧张感。同时他们又处于东西文化冲突的交汇点上，东方文化与西欧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直接呈现在他们身上。俄罗斯苦难的大地与西方化的上流社会的腐败，使得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道德上的原罪感，产生绵延不绝的民粹主义。俄国知识分子始终有各种各样的紧张感：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其紧张的渊源有上层与下层的冲突，也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这样的紧张感至今还没有消除。
当我们将西方知识分子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时，就可以发现他们不是整性的、一元化的，而是有着各自的“个性”。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有帮助，可以获得一种多元的参照资源。
二、知识分子的语用学定义
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都有其渊源和前身。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崛起，事实上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出现了书面文字，它才需要一种掌握文字的特别的人来进行记录和书写。因为文字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符号，具有神圣性，受到大众的崇拜，因此这群懂得文字书写的人便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便是知识分子的雏形。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婆罗门以及僧侣等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另一因素是哲学的突破。雅斯贝尔斯指出过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八百年到二百年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包括古希腊、中国、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被称之为“哲学的突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最终的形成，是和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的。只有在哲学突破以后，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获得了思想的形式。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远远还不是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从古代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统之中。如中国古代的“士”，就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成为“士大夫”。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教士来承担的，在宗教的系统里面求发展。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的前身，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不可能存在一种没有传统、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区别，与他们不同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从语用学的意义上，要看其置于什么样的结构中来运用。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过去中国教育不普及，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识分子。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门又将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算作知识分子。这是从教育背景上划分。但常识不一定是可靠的，它只是世俗社会中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一般的社会学家通常从职业或知识分工角度界定知识分子。一个最著名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无非是创造或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的一群人。根据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包括了大学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从一般的社会学意义上，这一划分具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和语用功能。
然而，即使从职业角度来定义知识分子也还有问题。现代知识分工的建立只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最早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业余的或半业余的，是自由职业者。最早的知识分子就象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所说的，是“自由漂浮者”，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既可以独立于任何阶级，也可以服务于任何阶级。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具有同质和异质两重性。同质性是指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而异质性是指政治观念主张可以完全不同，可以归属于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如果知识分子真的象毛泽东所说是一根“毛”的话，早期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需要“皮”，它可以在天空中自由地漂荡。葛兰西将这种知识分子看作是“传统的”知识分子。
然而，随着社会和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随着知识体制的强化和扩张，当代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职业化，不是进入正式知识体制中的大学、研究院，就是成为商业机制中的签约作家，成为体制里面的人物。他们不再象波希米亚人那样四处漂游，而是逐渐有机化，开始依附于一定的“皮”之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又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乐意充当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社会有了某种固定的精神或物质利益上的有机联系，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背景下，帕森斯的学生、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在1979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一书，将知识分子归在一个所谓的“文化资产阶级”名下，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分享共同的文化背景（批判性话语文化），也拥有同样的生产关系（话语的生产和分配），并认为这个阶级正在成为社会中的新的统治者。新阶级首先具有文化资本，拥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其次拥有共同的话语规则，其规则在于：交谈者之间的最后评判不取决于交谈者的身份、权力或权威，不受情境影响，即所谓的情景无涉性，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精神。古尔德纳用“文化资本”的概念分析知识分子，这可能受到了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影响。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知识分子正是一批掌握了文化这种象征资本的人，他们拥有权力，并且因为拥有文化资本而享有某种特权。但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深受权力和金钱的压迫。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当代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这样的知识体制受到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认定，因而也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虽然是边缘的一部分）的保障下，在科学的意识形态下，取得了足以获得话语霸权的文化资本，他们因而也越来越保守化，不再具有当年自由漂浮者那种独立的、尖锐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在这样情形下，一些西方思想家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就愈加狭窄。仅仅从事抽象符号生产或传播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职业性的，而是精神性的。按照路易斯科塞的说法，即使是大学的文科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这一思想通常往往是批判性的，对现实社会有一种清醒的警惕。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就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他们不满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地学院化、专家化、有机化，普遍地丧失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思想关怀，他们怀恋“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美国著名学者萨伊德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知识分子论》中，按照知识分子“传统的”历史形象，将知识分子理解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真正的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自然，萨伊德所描述的这种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是越来越稀缺了。
对知识分子的一般规范和历史演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解。
三、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它与当时的一场“文化热”--现在被称为新启蒙运动是分不开的。八十年代最先出现的是思想解放运动，但那基本上是一场体制内部的运动，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的一场类似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即使当时走在思想解放运动最前列的人，仍没有产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或者说还缺乏自明性。知识分子的自明性是与文化的自明性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变革问题。在体制变革这一范畴里面，知识分子始终不是重要的角色。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检讨逐渐展开，文化作为一个中心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作为文化的承担者─-知识分子问题也随之突出起来。
当时在对文化的反省过程中，很自然地涉及到了对文化的主体--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这一反省与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丧失这一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对知识分子的反思，也是以当时“文化热”的反思方式，即到更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根源的方式进行的。我的第一篇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是1987年发表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反思》，内容是对古代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类型学分析，实际是想通过历史的反思表达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现实诉求。不久在《读书》上发表的《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也同样是借助黄远生这一个案，反思知识分子丧失自我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这前后一段时间，国内思想界有一大批人都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了兴趣，1988年夏天还在北戴河召开了首届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
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下，“知识分子热”的核心实际是一个“重返中心”的问题。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之外。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重新起步以后，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社会改革的精英，负有引导现代化发展的重大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当时最热衷的话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变革中的功能等等。北戴河的知识分子会议当时由薛涌负责整理会议的录音，后来他告诉我，那会议录音听起来十分有趣，很多人都在会上大谈“我们精英如何如何”，以至于北戴河会议以后就流行过一些善意的绰号：如“杨精英”、“萧精英”、“郑精英” 等等。
当时的“知识分子热”并不是独立的，它是整个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也更多的是从文化和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问题。当文化在整个变革中被赋予一个绝对的中心地位、改革问题被化约为文化问题的时候，知识分子自然会产生一种在现在看来不无虚妄的“精英”的自我认同。在八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确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在大学校园，在街头，在广场，他们都成为受人欢迎、引人注目的“文化英雄”。一时风头之劲，比起现在的传媒明星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今天的明星是很世俗的，而当时的“文化英雄”却带有一种神圣化的理想光环。
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身的许多问题开始反思，但这一反思基本停留在体制内部知识分子如何被政治边缘化，以及怎样重返中心等问题，对西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阐释也有化约主义的倾向，看成是整体化、一元化的，并且把他们想象成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主体。这些学理上的肤浅和化约主义也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通病。
尽管如此，作为一场严肃的思想讨论，“知识分子热”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思想成果保存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共识。大家觉得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当时现实的角度，知识分子丧失中心的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过分依附于政治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最后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如何重建独立性，便成为知识分子共同关怀的问题。这一关怀被九十年代继承下来，在“顾准热”和“陈寅恪热”中进一步发扬广大。
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但理论界与权力中心和主流意识形态靠得太近，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的争夺。从新启蒙运动开始，知识分子便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民间思想界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他们试图在权力系统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系统分不开的。我们今天可以反思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以及文化化约论，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这样一种从权力中心分离出来的文化建构，随着社会的变革，将会越来越呈现出其重大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变化有点类似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如果说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从体制上使得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与皇权制度彻底分离，最后演变成现代知识分子，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另一次有关知识分子的“社会革命”，它使中国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全能主义（totalism）体制中分离出来，开始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民间。这一空间虽然从发生学上说与国家建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是朝着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明显。当初科举制废除的时候，大多数士大夫还以为不过是晋绅方式的变化，又有多少人能够预料到将由此带来整个局面的改变？历史上凡是真正重大的事件，在其发生的时候，都是不太引人注目的。而凡是当时就被认为“重大转折”的东西，多半是一种宣传，往往事后连史书也写不进去。
1989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外在环境和知识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与八十年代有很大的区别。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在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中心是围绕着思想和文化进行的，这些思想文化问题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紧密相关。因此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功利的、泛政治的意识形态化色彩。而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认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从政治系统里面分离出来，更重要的是承担一种学术的功能，从知识里面来建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他们反省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认为那是虚妄，浮躁，空虚的表现，是缺乏岗位意识的体现。随着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以及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学院化，进入了现代的知识体制。他们似乎不再自承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里面的学者，甚至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家。而九十年代国家控制下的知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也强有力地诱导着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性专家。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整个社会加速世俗化。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如果说过去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是发生在政治层面的话，那么这一波的边缘化更多是在社会意义上。其实，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因为即使是一个受迫害的悲剧人物，他也始终处在舞台的中心，有时受迫害、受侮辱者反而更能激起整个社会的同情。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言，“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但1992年以后，整个社会高度发散化，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迁，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整个社会不再有中心。更确切地说，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有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对知识分子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1994年开始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不是直接针对边缘化问题，但显然与此问题有关。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他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人文精神的发起者们内心很清楚，他们不一定能改变这个社会，但必须为自己寻找到精神的和现实的位置，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所在。
第三个挑战在理论上也许是更致命的，那就是“后现代”的崛起。中国的后现代文化的拥护者们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福柯和利奥塔的理论，断然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社会里面知识分子已经死亡。这个问题其实是和前面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退居边缘，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整个地失去了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是一整套共同的元话语，比如象利奥塔所说的关于革命的神话和真理的神话这些“宏大叙事”。但在后现代多元的、破碎的语境之中，公共信仰的元话语已经不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那么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这就提出一个根本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
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受到全面挑战。第一波挑战是从知识体制的内部来瓦解知识分子原来的基础，知识分子被改造为服从于日趋细化的知识分工的技术型专家；第二波挑战则从社会体制上使知识分子不再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而只是社会众多分子中边缘的一员而已；而第三波挑战更是从话语的方式上完全颠覆了知识分子原来存在的所有自明性和合法性。我们今天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要追问的是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死亡？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么将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存在？如果已经死亡的话，又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复兴？新的问题必须有新的回应方式，如果仅仅用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思路和理念让知识分子起死回生，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四、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关于“知识分子死亡”的问题，是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提出来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往往将自己放在人、人类或人民的位置上，认同于一个普遍价值的主体，习惯于针对社会每一个人发言。然而，他们所赖以建构的一套整体性的元话语到了后现代社会已经完全解体了，目前这个社会已经不断地趋于多元化、局部化，知识分子作为其原来对社会全体所承诺的那些整体性话语的承担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了。
不过，英国思想家鲍曼对这一问题有个很好的回应。他用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 。在现代社会中，整个知识呈一体化，没有完全分化。而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他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社会的“立法者”，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尔迪厄的说法，知识分子实际上控制了“文化资本”这一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
而在后现代社会，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不可通约。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于是不再具有“立法者”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作为“阐释者” 来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借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利奥塔和鲍曼所指出的不再有整体性话语这样一种后现代情境实际上已经在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知识方式上的区别是，八十年代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这些分歧者背后的知识背景、思想预设和价值倾向基本是一致的，他们背后还存在共同的思想平台，那就是所谓的启蒙话语；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这个同一性已经不存在了，统一的思想平台完全解体，不再有为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元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越来越不可通约的共同体的话语，其中有“国学的”、 “启蒙的”、“后现代的”，或者“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新左翼”的等等，遑论其中还有各种各样更小的共同体以及更小的不同的知识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末，在知识话语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已经荡然无存了。
世俗社会不象政治社会那样靠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相反，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世俗社会正在逐渐衰弱。且不说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客观化的知识已经解体，即使在整个社会里面，知识分子“立法者”这一本来自明的身份现在也受到了挑战与质疑。社会不再需要“立法者”，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意义上作为“立法者” 来构建元话语的知识分子的确已经死亡，而且无法复生。这一事实既不令人悲观，也不那么令人乐观，我们今天要追问和讨论的只能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将在什么意义上重建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我个人理解，知识分子合法性的重建最主要的在于重建“公共性”，换句话说，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更突出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合理性。到了当代社会，“公共性”丧失的问题正在日益突出。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即一个完全由各种局部的共同体构成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真正的多元化虽然不一定有元话语，但共同体之间、局部之间一定是有交流的，彼此是可以对话的。通过这样的对话和互动，建构起一种最基本的对话规则和伦理规则。这些规则也许不一定是实质意义上的，但是它在形式意义上必须具有有效性。而这样一种话语的、伦理的和社会意义上的普遍有效的规则与规范，不是由某一个人制定的。也就是说，它既不是由权力者来制定，也不是由资本家来制定，更不是由哪个文化先知制定的，它是通过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知识的竞争和对话而自然形成的。它不是通过人为的契约规定的，而完全是约定俗成，就像人的语言是在人的交往中自然形成的一样。实际上当多元化的社会出现以后，能够构成我们所谓“公共性”的内容是需要不同共同体通过彼此之间不断对话、不断互动来实现的。中国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正像巴赫金所说的“众声喧哗”，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声音都在华夏大地上得到了回响。从最极端的到最中庸的，从“左”的到“ 右”的，我们不缺任何声音，缺的是可以在各种声音之间进行沟通的东西──互相对话的最基本的规则。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仍然还是“立法者”，而始终没能成为“阐释者”。因为他们只会在共同体内部发言，他们还习惯像八十年代那样扮演“立法者”的形象，还不习惯与其它不同的共同体进行对话，把自己共同体的语言翻译为一种“公共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丧失“公共性”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们今天谈论知识分子必定是站在一个公共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某个共同体的内部来谈论，这就是目前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知识体制的问题。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体制越来越趋向健全。由于知识体制受到了国家体制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具有较强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能力。但是这样的学院内部的知识体制，生产的只是专业的、技术化的知识，而不是批判的、公共的知识。就像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当代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不成为知识分子，而只是一名学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一技之长的学者，而非知识博雅的通人。不少人在专业领域内部堪称一流、甚至是世界一流的专家，但是只要跨出自己专业知识领域半步，就完全是一个知识的“白痴”。八十年代的知识界有一种浅尝辄止、游谈无根的倾向，但九十年代的知识界在纠偏的同时，也呈现出另一种倾向。如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拥有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宽阔的胸怀和饱满的激情，不再怀有普遍的公共关怀。诚如萨伊德所言，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他们缺乏对自身知识体系的反思能力，仅仅适合做一些对已有知识体系的添补性工作，完全丧失了创新的能力。姑且不谈知识分子在知识之外还要承担的一些职责，比如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即便从与社会的联系来说，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的挤压下越来越局部化、专业化、学院化了，同社会的关系日趋淡薄，越来越分离。这也是 “公共性”丧失的重要原因。
五、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
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当代知识分子不得不生存于知识体制的内部，这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既然“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可复生，那么是否有可能在现代知识体制内部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呢？
萨伊德1994年出版了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演讲录《知识分子论》，他在书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萨伊德虽然教授英美文学，但他自认经常被各种献身的热忱所激励。知识分子永远是批判性的，对权势是反抗的，他本人就很激进。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知识的体制，缺乏背叛的反抗精神，甚至将知识作为稻梁谋。
然而，当代的知识分子，包括萨伊德本人，自身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困境。葛兰西曾经区分过两种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前者是指作为体制内有机组成部分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体制制造意识形态。而后者是指社会中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自由文人、作家、艺术家等，类似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者”。萨伊德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就是像十九世纪的雨果、左拉等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知识分子，以及美国二十世纪初格林威治村的那些自由的、完全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的知识分子。萨氏认为1968年以前还存在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余韵的知识分子，比如萨特、阿隆、加缪、波伏娃等，但现在他们已经荡然无存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学院内部，成为知识体制的一部分，连他自己也不例外。萨伊德本人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研究欧美文学的权威。与萨伊德相仿的还有乔姆斯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语言学的权威。萨伊德和乔姆斯基一起被公认为是美国知识分子中的牛虻，具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在学院中是一个异数。他们之所以受到注意，被视为知识分子良知的象征，除了他们道德的勇气外，首先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是专家，而且是某一领域的权威，因此最后才有发言资格，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合法性是知识体制内部提供的。当然，知识体制内部的这些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作为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还必须拥有公共的关怀和道德上的良知。但如果缺少了知识权威这一必要条件，萨伊德和乔姆斯基就无法获得社会的承认。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悖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有机化、体制化和专业化了。既然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是由知识体制来提供的话，这就意味着只能在知识体制内部寻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途径。
在这个问题上，萨伊德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借鉴，毋宁说他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萨伊德虽然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性，抨击专业性，但是他所说的专业知识分子，其实是指那种完全失去公共关怀，只是把专业作为谋生手段，而一离开狭窄的专业领域便显出惊人无知的专家。他坚持的业余性指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保持那份公共关怀，像席尔斯所说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神圣性的，对于普遍的、神圣性的问题永远感兴趣，而且试图作出自己的解答。虽然在当代社会也许已不可能再有统一的、普遍主义的解答，有的只可能是多元的阐述，但知识分子也将永远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并保持一份超出专业之外的业余关怀。萨伊德本人的实践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知识体制内部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好范本。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专业知识也是极为重要的。不仅从功利的意义上，专业上的文化资本意味着在社会上获得某种话语权力；而且在知识的意义上，深厚(而非狭隘的)的专业知识也提供了自己对公共关怀发言的重要的知识依据。公共问题既然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真理，那么各种人都可以对某一问题发言。不同的多元回应势必要借助不同的知识传统和专业知识。专业的知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累赘，而是原初的出发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既然要对公共问题发言，他的知识就不能仅仅是专业的。专业与业余的知识分子的冲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完全可以在两者之间建构起内在的关联。当然这两者会有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对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保持一种很好的合理张力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知识结构里面作出合理的安排，成为知识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
六、知识人与道德人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两种可能的存在的方式，作为德性的存在或者是作为知性的存在。这里背后的问题是：当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发言的时候，你依据的是什么？别人凭什么要相信你的话？
这个问题很复杂。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虽然需要道德的支撑，却不能完全建构在道德的自我肯定上。良知和德性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具有的。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我们没有任何先验的和经验的理由来证明知识分子必定比其他人，比如工人、农民、白领甚至小痞子等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反过来倒可以找到反例。知识分子可能比一般人更喜欢讨论道德的话语，所以给人感觉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的、德性的存在。但是我认为这样一种存在并没有其自身的理由。道德首先不是一个话语，而是一种实践。德性不是以一种话语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一种实践的人格的方式存在的。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今天让我们感动的不是道德的话语，而是道德的实践。那些十二月党人以及他们的妻子们，在面对专制压迫时，他们以集体或个体的具体道德实践为整个民族提供了人格的表率，这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源泉。专门研究道德伦理的北大教授何怀宏说过，道德只能表现在一个很具体的事情上，而不是所谓的整体性上。今天许多以知识分子自命的人恰恰与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相反。他们谈论得太多太多，实践得太少太少。他们习惯于唱道德高调，以此来实践他们的道德理想，以掩盖自身人格上的弱点，虽然这种弱点也许是一般人所都具有的。这势必会产生中国历史上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普遍问题，那就是虚伪，最终使得这样一种道德高调愈加不可信，难怪知识分子被不少人视作伪君子。王朔在这个意义上嘲笑知识分子，他称自己为“真小人”，挖苦知识分子是“伪君子”，虽然话很尖刻，但并不是一点没有道理。任何一种道德的话语力量都来源于其背后的个体实践。哈维尔如果不是七七宪章的签署人，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很苍白。道德永远是一种实践伦理，而不是高谈阔论的对象。
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一个道德人，而是一个知识人，他应该以一种知性的方式存在。道德和良心人人都可以拥有，有时侯关于道德底线、伦理底线的一些最简单的原则比如不能剥夺无辜者的生命、讲信用、同情弱者等，它起源于内心最简单的良知，起源于人类交往的最初约定，起源于多少年文化的传统。但知识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拥有话语的合法性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拥有知识。知识是知识分子赖以存在、证实自己的最根本的理由，是非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
在当前社会的语境下，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当他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时，首先他是专家，他在社会某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权威性，比如生态学家在生态问题上就具有权威性。当然不是说只有生态学专家才有发言资格，非专家就没有，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你总是要具备若干相关的知识，这才具备对与生态相关的各种问题发言的基本资格。其他社会阶层也能发言，但他们往往是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但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个人也许与这一公共问题没有丝毫的利益关联，但他必须从公共立场出发，依据自己超越性的知识背景，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在于，当他对公共问题发言时，不能以自己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需求，而是应该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作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如果掺杂了个人利益，那仅仅可以作为一个自利性的社会成员，而不能以超越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
知识在其发生学上有其“价值的先见”，在进入社会运用或与体制结合时也会产生话语权力，但其作为规范的存在，也就是卡尔波普所说的“世界3”形态时， 知识是客观的、中立的，无价值的。知识分子正是凭籍这“世界3”的知识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不缺少所谓德性的东西，特别是道德的话语，但就是缺少王小波所反复指出的那种真正可靠的知识。在后现代语境下，虽然被一致公认的可靠知识、那种保证产生可靠知识的元规则不存在了，知识越来越局部化、部落化、封建化、共同体化。但即使是共同体的知识，在其内部也是一种客观的知识，而不是价值。从共同体外面看，它可能是一种价值，但如果经过多元的阐释、对话和沟通，最后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话语，也将成为公共的知识资源。要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我们首先要重构我们的知识。金耀基先生说得很好，知识分子如果是社会的眼睛与良心，就不仅要用自己热烈的Heart（良心），而且应该运用自己冷静的Head（头脑、理智）。知识分子必须有理性，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雷蒙阿隆曾经谈到三种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一种是技术化的批判（Technical Criticism），就是类似英国知识分子，承认既有体制，然后在体制内进行一种理性的、试错式的改良。另一种是道德的批判（Moral Criticism），从应然的角度批判实然，用应该怎么样来批判实际的、不合理的东西，但常常忽视如何使批判转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最后一种是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批判（Ideological or Historical Criticism），那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批判，用一种所谓未来社会的模式，以及历史发展的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来批判现有社会的不合理，而且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当前社会制度的缺陷，并推导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模式。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第三种批判方式--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批判方式--在知识界里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但是第二种批判我们还是经常听到。不是说社会不需要道德的批判，道德上的缺陷有时需要道德的批判来拯救，但是知识分子在行使自己道德批判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拿出自己的道德实践与人格出来。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最重要的还是技术化的批判。对技术化的理解，用哈贝马斯的批判策略，就是承认现有建制是合理的，然后再用建制所承诺的目标来批判现实，从而改善这个建制。当然哈贝马斯所处的语境跟我们所处的语境不一样。他处于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建制，而我们所处的语境与他这个建制还有距离。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在已有的建制里面来讨论问题和进行试错式的改革。当讨论建制的改革的时候，道德往往是苍白的，相反那些技术化的批判虽然不那么高调，却更有力量，技术化能够带来超越道德的理性，而理性的力量实际上来源于知识。
谈到知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它究竟是一种学术的形态，还是思想的形态？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曾有一场思想和学术的争论。有一个说法是，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学术。其实，思想和学术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两极，水火不相容。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意最好的东西是王元化先生所说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一种最好的知识，学术与思想是兼容的。不过，“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两者在形式上还是有区别的。“有学术的思想”指的是一种以思想成果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但其背后有深厚的学理背景，比如顾准的那些笔记、通信就属于“有学术的思想”，它的直接形态不是学术，也不一定能进入学术史，但肯定是一流的思想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与顾准有一个深厚的学理资源有关。他对古希腊的思想和城邦制度有深入的研究，而古希腊是现代西方的源头，理解了古希腊，就理解了现代西方所有问题的历史源头。
而“有思想的学术”，可以以陈寅恪的著述为例。就他的知识成果来说，基本上都是学术形式的，陈寅恪无法写入思想史，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肯定缺不了他。陈寅恪的学术背后有着一般人所忽略的思想关怀，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文化遗民的忧患意识。前几年有“顾准热”与“陈寅恪热”。这两种“热”有其各自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各自的偏差。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陈寅恪的误解了。作为一代宗师，陈寅恪的史学成就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在史学界，却有不少人仅仅在诸如精通多少国外语啦、史料如何熟悉啦、考证本领如何了得啦这类史学功夫上崇拜陈寅恪，独独忽略了大师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上述这些工匠之技，更重要的乃是对历史有大识见，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一个思想力稍为弱一些的学者是产生不了深刻的问题意识的，更不用说那些一叶障目的专家了。
顾准与陈寅恪作为道德的存在，无愧是二十世纪中国道德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们在道德实践上首先是一流的、顶尖的，尤其是顾准。大家之所以敬佩顾准，首先是他的道德实践。顾准本人很少有道德的话语，我们翻遍《顾准文集》，没有发现任何道德的高调，只有对传统理想主义的冷静反省。他个人的道德高尚不是通过高调门实现的，而是以悲壮的身体力行实现的。他之所以被公认为思想界的先知，超越他所处的愚昧年代，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知识人。他的道德的勇气最大部分来自于他清明的理性。顾准对古希腊以来西方的历史、对整个西方思想史作出的理性的反省，最后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传统理想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经验主义。
学术和思想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可能最后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在最高境界上是无法分离的。知识分子在当代可以扮演两种角色：一是学者，二是思想者。作为一个学者的时候，知识分子生产的是“学术产品”，这就需要像陈寅恪那样是“有思想的学术” 。学术不仅来源于专业的知识，而且来自深刻的公共关怀和忧患意识。只有当拥有了博大的公共关怀，才会有扩大知识背景的需求，才会将专业的学术建构在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上，用博兰尼的话说，建构在一个很深厚的“支援意识”上。这样最终才可能拿出“有思想的学术”。而作为一个思想者，在思考公共问题的时候，也只有像顾准那样，能够在自己的专业学术领域有深刻扎实的研究，思想才不会流于简单、浮躁和哗众取宠，不是拍脑袋拍出来、靠修辞的华丽或道德的煽情鼓捣出来的东西，而最终成为真正的“有学术的思想”。
在当代中国，有太多的所谓的“思想者”，甚至“思想家”，他们几乎是现代传媒时代的产物。传媒的特点就是希望声音永远是高调的、煽情的、表演性的、与众不同的，它不需要理性的、温和的思想。温和的理性在媒体就象在广场一样，永远不是极端的、偏激的浪漫激情的对手。有些所谓的“思想者”、“思想家”为了迎合传媒、吸引公众，变成了可笑的“文化思想明星”。他们不在学理上像顾准那样下功夫，而是在修辞上努力，起劲地煽情、做秀、唱高调。虽然他们的“思想”在追逐时髦的人看来很尖锐、很独特，但是在真正有思想的人看来，会发现在那些华丽的词藻和机智的修辞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空荡的灵魂、一个苍白的手势，纵然能够泛起一时的摩登泡沫，但很快便会成为过眼烟云，像大浪淘沙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国仍然还只是一个开始，那将是一个没有句号的探讨。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与更合理的归宿。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自由地漂浮着。传统知识分子死亡了，但知识分子的精神却是不死的。尽管其存在方式会一代一代地发生蜕变，但只要这种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不死，知识分子就将获得永恒。
WTO：中国低谷切入分析
黄卫平
第1卷，第1期
中国在过去的13年中为“复关”(关贸总协定)、“入世”(世界贸易组织) 进行了艰 苦的谈判，尽管人们都认为这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主动需要，但这场似乎是遥 遥无期的谈判，以及谈判过程中种种不利的传言，使得人们对于何时“入世”并不报特 别的期望。1999年11月15日中美、2000年5月19日中欧之间的协议，使得中国入世问题得 到了基本肯定的答案。但是，目前中国经济格局已经从短缺向相对过剩过渡、产业结构 亟待转换、人员的下岗分流问题浮现，现在的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是否适 宜？换言之，即中国在经济低谷切入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利弊如何？我们应该 怎样来分析WTO的低谷切入？本文将向读者提供一些个人近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思索，希 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WTO与GATT
与关贸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简称GATT) 相比，世界贸易 组织在内容、范围、体制和职能方面，尤其在强化世界多边贸易秩序、规范国际贸易竞 争的规则、完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有着许多的新进展，归纳起来大约主要体现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