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他肩负着发展我国近代力学和尖端科学事业的重任，郭永怀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因此，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的工作日程表永远是排得满满的，力学所和有关单位的业务问题，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大批文件和科研报告需要他处理。他从不午休，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他没有节假日，不是照样到所里上班，就是在家里埋头书案，博览群书。正因为他无休无止地追求着新的知识，所以对国际上近代力学和尖端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总是了如指掌，对各种复杂的课题总能做具体入微的指导。在国外，他有过一些业余爱好：喜欢集邮，对于音乐有很高的鉴赏力，回国后，由于工作繁忙，就很难得有时间去过问他珍藏的邮集或欣赏优美的乐曲了。
他自己勤奋，也希望别人勤奋。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青年：“天才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刻苦学习。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下苦功夫才能占领科学堡垒。”他还用牛顿与鸡骨头的故事教育过大家，要大家用一股“傻劲”去学习、工作。言传身教，使他周围的同志们深受感染，而他的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毕生发表的科学论文为数不多，但每篇都有一定的份量和价值;在发表之前，他总要反复核实，斟字酌句，非常慎重。回国以后，为了教学的需要，也为了系统介绍国外流体力学的经典著作，他亲自动手翻译普朗特著的《流体力学概论》(1952年版)，他给自己提出了信、达、雅的高要求;为了使译著准确流畅，他反复对照了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和有关同志商讨了数十次;对原书疏漏之处，还加上了注释。这样，前后历时8年，直至他牺牲后才正式出版。这本高水平的译著出版之后，连续印刷两次，畅销海内外，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在指导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他要求制订工作计划时必须有指标，有进度，而且切实可行，如果空洞无物或言过其实就要退回重新制订;对于学术报告，他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足，在一定条件下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学术讨论中，他绝不放过一个细微的错误。有一次一个青年同志在报告工作时，需要画一条湍流情形下的速度分布曲线，就随便画了一条。郭永怀立即指出，它不能反映湍流的特点，要这位青年同志纠正过来。
他生前兼任《力学学报》主编，审稿时严格把关，不分亲疏也不看投稿人“来头”大小，一律秉公办理。有一次对力学界一位权威的来稿发生了分歧，审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见，有一位青年人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郭永怀特意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发现基本方程有误，郭永怀就坚决支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人物”的意见。1963年，力学学报编辑部接到一封对一篇论文持有歧见的批评信，而论文作者是在郭永怀指导下工作的两位青年。郭永怀仔细地看了来信，并让两位作者认真考虑别人的观点，给予答复。他说：“我主张发表论文，就是为了进行学术交流，以期引起讨论。别人的批评意见，只能使我们对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郭永怀为人实事求是，他从不人云亦云，一旦发现真理不在自己这一边，却能及时修正错误。郭永怀对人严格，一丝不苟，但却平易近人。有时，即使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客观上难以实现，他也会及时收回。有一次，他要一个实验室进行风洞湍流度的测试工作，当他发现国内电子仪器信噪比比较低，一时无法进行这项工作时，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青年们说：“我给你们提的建议看法仅供你们参考，不一定按我的办法做，一切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正因为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虚怀若谷，不以势压人，所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
他是我们华夏的英雄，因为有他的存在而多了一束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