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眘的主要成就
赵眘主要成就：发动隆兴北伐，改订和议；创乾淳之治；为岳飞平反。字号：字元永。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秀州青杉闸。出生时间：1127年11月27日。去世时间：1194年6月28日。别称：赵伯琮、赵瑗、赵玮、宋孝宗、寿皇。主要作品：《阮郎归》《阮郎归·留连春意晚花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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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生平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赵昚出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6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失去生育能力的高宗选中，育于宫中。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二月二十四日，赵昚被立为皇子，改名玮。二十五日，下诏。二十七日，授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为建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赵昚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老师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五月二十八日，被立为皇太子，改名为眘。六月宋高宗以“倦勤”，想多休养为由，传位给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高宗自称太上皇帝。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初，高宗很早就有禅位之意，曾经告诉过赵昚，赵昚流着泪坚决一再推辞，适逢边事爆发没有结果。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3)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河山的大计。绍兴三十二年，接受老师史浩的建议，下诏为民族英雄岳飞冤狱昭雪平反，追复岳飞原官，赦还被流放的岳家家属，并逐渐开始为被贬谪和罢免的主战派大臣平反复官。隆兴元年五月，孝宗任命张浚为北伐主帅，北伐战争拉开序幕, 宋军一月之内恢复灵壁、虹县和宿州, 威慑中原。后来在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攻下，宋军主将不和，军心涣散，撤兵符篱时遭到金兵的追截，损失惨重，只好再次与金国达成和议，改称臣为称侄，增加岁币等，北伐战争就此草草收场。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正月初一，颁布《乾道敕令格式》。乾道九年宋孝宗于圜丘祭祀，大赦天下，改次年（1174年）为淳熙元年。淳熙三年（1176年）, 孝宗颁诏将现行的救令格式，仿照“ 吏部七司条法总类” ，随事分门，修纂成“ 淳熙条法事类” ，作为大理寺和刑部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淳熙十三年，临安府罢逐青吏300多人， 两年后又裁汰百司冗官700多人。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恩荫数目，缩减各级官员荫补的数量。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崩于德寿宫中，孝宗听闻后失声痛哭，两天不能进食，又表示要服丧三年。孝宗为了服丧，让太子赵惇参预政事。淳熙十六年二月初二（公元1189年2月18日）禅位于太子，太子即位，是为宋光宗。孝宗自称太上皇，闲居慈福宫，后改名重华殿，上尊号为寿皇圣帝，继续为宋高宗服丧。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月初二，宋孝宗染疾。六月初九，孝宗在重华殿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十月二十九日，上谥号为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十一月二十八日，暂殡于永阜陵。十二月十八日，在太庙附祭孝宗神主。庆元三年十一月初二，加谥号为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
三、家庭成员
烈祖秦康惠王赵德芳 宋太祖第四子 天祖英国公赵惟宪 宋仁宗堂兄，宋太祖之孙 曾祖华阴侯赵世将 宋太祖曾孙，宋英宗堂弟 祖父庆国公赵令譮 宋太祖五世孙，宋徽宗族弟 父亲秀安僖王赵子偁 宋太祖六世孙，宋高宗同族兄弟 母亲：秀安僖王夫人张氏 嗣父宋高宗赵构 成穆皇后郭氏 （1126年－1156年），乃追封，去世时孝宗尚未登基，孝宗子女皆其所出 成恭皇后夏氏 （？－1167年），1163年－1167年在位 成肃皇后谢氏 （1132年－1203年），太皇太后。 蔡贵妃 初入宫为红霞帔，封和义郡夫人，晋婉容。 李贤妃 初入宫为典字，转通义郡夫人，晋婕妤。淳熙十年卒，追赠贤妃。 长子：庄文太子赵愭 （1144年－1167年） 次子：魏惠宪王赵恺 （1146年－1180年） 三子：宋光宗赵惇 （1147年－1200年）孝宗诸子中唯一一位死于孝宗之后的。 四子：邵悼肃王赵恪 长女：嘉国公主 次女 出生五个月夭折，未及册封。
四、为政举措
政治孝宗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孝宗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孝宗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 家法” ，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执政的关系上，孝宗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北宋初年，参知政事的设立，确实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权的作用，而且宰执间议论政事，“ 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 但是, “ 元丰改制”后，参知政事废而不置, 其职事归中书、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成为宰相的属官。南宋建立后, 虽复置参知政事一职，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设时相比。此外，孝宗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 岂有未至者乎? 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九) 以致在他禅位光宗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通过对孝宗理政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弊。军事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5.3 万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涪熟军政7 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经济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轻徭薄赋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1165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职自唐景福二年至后梁乾化三年前后，893—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文化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