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所处时代 苏辙所处时代是什么
苏辙所处时代：宋代
苏辙所处时代：宋代。字号：字子由，一字同叔号颍滨遗老。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眉州眉山。出生时间：1039年3月18日。去世时间：1112年10月25日。别称：苏文定、苏颍滨、苏黄门、小苏。主要作品：《怀渑池寄子瞻兄》《水调歌头》《渔家傲》《竹枝歌》《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等。主要成就：诗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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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辙的诗词 点此查看苏辙的详细内容
《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水调歌头》、《怀渑池寄子瞻兄》、《竹枝歌》、《游西湖》、《逍遥堂会宿二首》、《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巽堂》、《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咏冰池》、《逍遥堂会宿二首》、《渔家傲》、《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会景亭》、《黄州快哉亭记》、《归宗寺》、《上枢密韩太尉书》、《题张安道乐全堂》、《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竹轩》、《予初到筠即于酒务庭中种竹四丛杉二本及今三》、《癸丑二月重到汝阴寄子瞻二首》、《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桐轩》、《送李宪司理还新喻》。
二、生平
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出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八年（1085），旧党当政，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直至崇宁三年（1104）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居生活，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人物主要活动年谱： 嘉祐六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 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 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 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贬谪筠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 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三、人物生平
三苏游京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时其兄苏轼四岁，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苏辙。 至和二年（1055年），娶同里史瞿之女，苏辙时年十七岁，史氏十五岁。 嘉祐元年（1056年）春，苏辙父子三人同游都城东京（今开封），经过成都时，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以国士礼对待苏辙父子。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苏辙中第后，创作《上枢密韩太尉书》给枢密使韩琦。四月，苏辙母亲程氏去世，苏辙父子回到蜀地。 嘉佑三年（1058年）至嘉佑四年（1059年）十月，苏辙随父苏洵在东京游历。十二月，苏辙全家至江陵，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嘉佑五年（1060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东京，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有《南行后集引》。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根据考绩迁调官职，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杨畋又举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苏辙与兄长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科举风波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当时仁宗已五十二岁，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之事，议论尤为激切。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争。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仁宗说：“用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建议新法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书论政事，即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为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王安石拿《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 被贬出京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青苗法便开始实行。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于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张方平任陈州知州，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 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文彦博以代理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军，征辟苏辙为学官。 熙宁八年（1075年），改授齐州掌书记。 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签书应天府判官。当时苏轼也外任徐州知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在徐州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乌台诗案），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市）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1082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其兄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1083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返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创作《病退》诗，有《病后白发》诗。八月，因旧党当政，苏辙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和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就排挤陷害王安石，比仇敌还狠，世人尤其恨他。到这时，他自知不免受责，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但司马光都不听。 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起居郎，苏辙上疏请辞，旋即权任中书舍人，不久后正式担任中书舍人。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乱而派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返回，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建议答应西夏所请，朝廷便允许还西夏五寨。 元祐四年（1089年），权任吏部尚书。八月，奉命与刑部侍郎赵君锡出使辽国，任贺辽国生辰国信使。 拜相参政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十二月，任龙图阁学士。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当时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也乞外任，但未获准许。 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朝廷命苏辙代理太尉、充任册皇后告期使。六月，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苏辙护军，进封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连遭贬谪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他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官，削去职名任汝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左朝议大夫、袁州知州。未到任，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苏辙治州有优异政绩，等到他被罢免离开，州里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不断。八月，到真州时，作《阻风》诗。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此时，苏轼也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苏辙送苏轼赴海南。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 元符元年（1098年），移到循州安置。元符二年（1099年），作《龙川略志序》、《龙川别志序》、《春秋传后序》。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辙移永州、岳州安置，不久受任为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十一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因有田产在颍川，便前往居住。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今属江苏）去世，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归去来词》，其后作《东坡先生墓志铭》。 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蔡京当国，党祸复起，苏轼等已去世的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同年，削苏辙五官，降授朝议大夫。 崇宁二年（1103年），为避祸，苏辙独迁汝南。十月，朝廷罢苏辙提举太平宫之职。住在许州，又复授太中大夫退休。 潜居颍滨崇宁三年（1104年）正月，苏辙在颍川定居，因感元祐时人所剩无几，于是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崇宁五年（1106年）九月，撰成《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 大观元年（1107年），著《论语拾遗》。 大观二年（1108年），苏辙复任朝议大夫，迁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1111年），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1112年）春，游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诗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职致仕。十月三日（10月25日），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十一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苏辙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 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年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夫人史氏赠楚国太夫人。 淳熙（1174年—1189年）年间，追谥文定。
四、评论
治学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古文写作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回河争论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引文见《宋史·河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