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白居易的讽喻诗为例,他如何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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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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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04:14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x0d——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札记\x0d唐代现实主义诗人自居易,不仅因其大量富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诗篇名于世,而且还有许多关于诗歌创作的真知灼见传于后.他于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给诗人元稹的一封信《与元九书》就是“痛诗道崩坏”,“欲扶起之”而作,故“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白居易在这封信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重申了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针砭了当时又将躁起的浮艳诗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当时的新乐府诗歌运动.白居易本人实践这一理论,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诗篇,他的这些理论和创作,至今仍不泯其光辉.\x0d“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自居易诗论的纲.“为时而著”,是说创作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要对时代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为事面作”,系指创作要缘事而发,于事有益,“为时”,强调了创作与社会*的关系,“为事”,突出于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为时”、“为事”,都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白居易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指出了文学创作的依据、目的和功用.\x0d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指出了构成诗歌内容和形式的诸要素,同时突出了感情的重要意义,把它比作植物的根.这是因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在此不仅将诗和其他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区别了开来,而且和其他文艺形式作了区分.他指出诗歌创作的过程：“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矣.” （《策林六十九》）既然诗是因事而孕,因情而娩,那它就能打动人心,因为上自圣贤,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人是有感情的,富有感情的诗歌自然能拨动人的心弦.正由于白居易理解了诗的特性,才提出让诗发挥它的社会作用：“补察时政”,统治者可以借诗而知民情,从而改除弊政；“泄导人情”,人民群众可以因诗而明善恶,从而抑邪扬正.以此,吏治得清,民风可淳.既然诗产生时是受制于“时”植根于“事”,产生后又作用于“时”触及于“事”,那么诗当然是“为时”、“为事”而作了.\x0d“为时”、“为事”而作,是为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白居易认为写作不是为了个人消闲遣兴,逞才显能,也不是以此阿谀迎逢,*.他指出：“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而《诗经》的讽谕传统已失掉了.谢灵运留连山水之间,陶渊明吟唱田园之内,诗的战斗锋芒已销磨了.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鲍照《玩月城西门》中的佳语“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状物摹景可谓神形毕肖了,而白居易却认为“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由于没有讽谕社会的内容,只是“嘲风雪,弄花草”,社会意义也就不大.至于以诗来取悦邀宠,就更不可取,当入唾弃之列.白居易有云：“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閟.君耳惟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采诗官》）那些谗邪小人,闭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唱赞歌,一味的*,尽情*,“救失之道”遁迹,“谄成之风”大炽.如此下去,最高统治者不见弊端丛生,只道歌舞升平,不闻啼饥号寒,只知琴瑟钟磐,必然使得贪官横行无忌,污吏胡作非为.从上述可见,白居易不仅希望诗人说实话,说真话,而且提倡要为人民说话,敢于针砭时弊乃至于指出统治者为政之得失.\x0d“为时”、“为事”而作,“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白居易认为唐代大家李白、杜甫,虽然才气横溢,奇思超群,可是“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甫可传之作有千首之多,而象《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诗,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富于讽谕的诗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他很重视讽谕诗,将其列请首位.所谓讽谕诗,他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他说这种诗长于“美刺兴比”,“意激而言质”,切中时弊,痛下针砭.白居易创作了讽谕诗一百七十多首：其中《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都是很负盛名的.象《二王后》、《太行路》、《骊宫高》等,直接对皇帝的行为进行了指责和规戒；《捕蝗》、《蛮子朝》、《盐商妇》等,抨击了官吏、时政之弊；《新丰折臂翁》、《杜陵生》、《缭绫》等,揭露了不合理的制度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胡旋女》、《井底引银瓶》、《时世妆》等,则批评了一些不良的社会习俗.总之,他讽刺的矛头指向各个方面,不怕位高势大,不惧流言蜚语,为了使讽意显豁,他“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 （《新乐府序》）,有的并以“小序”点明作意.“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岂知阔乡狱,中有冻死囚”（《歌舞》）“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 （《缭绫》） “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 （《夏早》）“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杜陵叟》）,都爱憎分明,感情强烈,语言犀利,这种讽刺无疑是对人民有利的.有人认为白居易的诗是“为君”的,是“愿得天子知”的,从而贬低它的思想意义,殊不知他“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之二）,以社会底层的卖炭翁、卖花女、采地黄者入诗,为民请命,人声疾呼,不是难能可贵的吗!\x0d“为时”、“为事”而作,则要求“意激而言质”.感情激烈,语言则要质朴,形式要通俗,这才能上下流通,四面传播,扩大社会效果.白居易总结他的通俗诗的经验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渝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 （《新乐府序》）语言浅显朴实,舒畅自然,内容真实可信,切中时弊,这种诗使人易懂、易唱、易传、易信,也就易感.如果把诗写得晦涩难懂,诘屈赘牙,华而不实,浮而见伪,那怎么能对时代和社会起作用呢!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白乐天（居易）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这话未必完全据实,可是白诗写得浅白,有些确为老妪可解,却是事实.象《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臀悬敝筐.听其相颐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辕税尽,拾此充饥肠.”通篇无难字辟词,无生冷典故,不故弄玄虚,不追繁逐采,说老妪能解是不过分,今天我们的小学和初一语文教材中还选了这首诗.由于内容和形式都为群众喜闻乐见,因而白诗流传很广.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九五九年十月,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婼羌县米兰古城清理房屋遗址时,发现有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的自居易的《卖炭翁》,可见诗成（于元和十年）后没几年就迅速传入西域.朝鲜、日本人民也都很喜爱白诗.拥有的读者如此广泛,在古代诗人中是不多见的.\x0d“为时”、“为事”而作,要有不怕“得罪于文章”的胆略和勇气.抨击封建统治的*,揭露当权者的劣迹,描写人民群众的疾苦,抒发不平者的怨愤,这种戟刺时事、干预生活的作品,获得群众的广泛喜爱是很自然的.可是也正因为此,必然要遭到权贵的排斥和打击.白居易说他的诗在一些人中的反应：“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笈笈,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进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由于讽劝皇帝改善人民生活,赞扬了个正直的不畏权势的官,居然就便一些人咬牙切齿,揎袖捋拳,说他是沽名钓誉,是诋毁攻击,是恶言讪谤,不一而足.白居易不仅因诗而受到诬蔑构陷,而且还被削职罢官.白居易的这《封与元九书》,就是在被贬谪到江州时写的.他于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三年改任为左拾遗,十年迁为东宫赞善大夫,接着被降为有职无权,地处偏僻的江州司马,做一个无事可做的闲官.他却并不因此而消沉,仍很乐观地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当然,写风花雪月可以保身.书谀词谄语能够升官,可是心怀“兼济”之志、面向惨淡人生的白居易,则不惮获罪而坚持“为时”、“为事”而作.\x0d白居易强调“为时”、“为事”而作,突出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并不是降低对作品的艺术标准.他说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寄唐生》）,“系于意,不系于文” （《新乐府序》）,好象他无意于艺术上的追求.其实,这是他矫枉过正的偏激之言.他说：“仆常痛诗遭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这是因为“大历（唐代宗年号,即766--779年——笔者）以还,诗格初变.开（元）、（天）宝深厚之气渐远渐离：风调相高,稍趋浮响” （《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提要》）.白居易的主张,正是针对那种形式主义诗风而提出的.白居易虽强调诗的内容,但不是搞概念化、简单化.他提倡“辞质而径”、“言直而切”,是为了读者易懂、易感,并非不要形象思维,不讲究诗味诗趣.因为自居易深知“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长则情见（现）,情见则感易交”,他是深得艺术三昧的.他写作时决不轻率从事,敷衍成章.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周元公曰,白香山诗似平易,观其间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白居易自己也说他是“旧句时时改”的.白居易的诗作为一种流派,自有它存在的价值.人们并不因重杜甫的沉郁顿挫,而以他的清新爽利为轻；因爱李白的奇纵奔放,而以他的平实质朴为非；因私李贺的怪崛峭丽,而以他的素淡无华为鄙.白居易提倡讽渝诗,同时也不反对赞誉之作.因“刺”和“美”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表现的形态不同罢了.有人认为文学只要“美”不要“刺”,其实是形面上学的片面观点.白居易于《道州民》中,美臣遇明主,《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骊宫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如果要理解为巧妙地刺天子不忧农,不重惜人之财力也是未尝不可的.\x0d白居易终究是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他的“为时”、“为事”而作的主张没有能坚持下去.被贬谪江州之后,消极避世思想逐步占了上风,终于只能写些闲适诗、感伤诗,甚至艳体诗了.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作品琳琅光灿,广播海内,而后的那些作品则黯然无光,不为人所道.这是封建时代诗人的一个悲剧,也是留给后人的一个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