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文学才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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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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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8 14:04
明清时期是湖北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众多的鄂籍文学才子脱颖而出。其中，“*派”是晚明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主要创始人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皆为万历朝进士，因三人是湖北*人而得名。
*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瓶史》一书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写成的。袁宏道在《瓶史引》中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
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的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的事。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他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
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
*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
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
明代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派的先导。
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抄袭，主张通变。*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
竟陵派是与“*派”同时出现的文学流派，创始人是竟陵，即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
该派的文学见解与“*派”基本相同，反对摹古，主张抒写灵性，不过竟陵派认为“*派”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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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湖北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众多的鄂籍文学才子脱颖而出。其中，“*派”是晚明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主要创始人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皆为万历朝进士，因三人是湖北*人而得名。
*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瓶史》一书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写成的。袁宏道在《瓶史引》中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
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的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的事。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他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
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
*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
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
明代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派的先导。
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抄袭，主张通变。*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
竟陵派是与“*派”同时出现的文学流派，创始人是竟陵，即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
该派的文学见解与“*派”基本相同，反对摹古，主张抒写灵性，不过竟陵派认为“*派”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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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湖北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众多的鄂籍文学才子脱颖而出。其中，“*派”是晚明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主要创始人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皆为万历朝进士，因三人是湖北*人而得名。
*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瓶史》一书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写成的。袁宏道在《瓶史引》中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
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的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的事。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他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
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
*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
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
明代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派的先导。
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抄袭，主张通变。*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
竟陵派是与“*派”同时出现的文学流派，创始人是竟陵，即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
该派的文学见解与“*派”基本相同，反对摹古，主张抒写灵性，不过竟陵派认为“*派”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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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8 14:04
明清时期是湖北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众多的鄂籍文学才子脱颖而出。其中，“*派”是晚明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主要创始人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皆为万历朝进士，因三人是湖北*人而得名。
*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瓶史》一书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写成的。袁宏道在《瓶史引》中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
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的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的事。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他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
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
*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
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
明代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派的先导。
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抄袭，主张通变。*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
竟陵派是与“*派”同时出现的文学流派，创始人是竟陵，即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
该派的文学见解与“*派”基本相同，反对摹古，主张抒写灵性，不过竟陵派认为“*派”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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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15:01
明清时期是湖北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众多的鄂籍文学才子脱颖而出。其中，“*派”是晚明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主要创始人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皆为万历朝进士，因三人是湖北*人而得名。
*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瓶史》一书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写成的。袁宏道在《瓶史引》中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
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的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的事。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他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
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
*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
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
明代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派的先导。
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抄袭，主张通变。*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
竟陵派是与“*派”同时出现的文学流派，创始人是竟陵，即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
该派的文学见解与“*派”基本相同，反对摹古，主张抒写灵性，不过竟陵派认为“*派”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