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南朝梁的蜡鹅厌祷事件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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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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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9 13:01
“蜡鹅事件”是萧统卒前不久发生的、关乎其个人命运的一件大事。《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记其始末:“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此事发生在普通七年，萧统因丁贵嫔墓地不利长子而埋蜡鹅等物厌祷，《南史》进一步认为，这是萧统一支不得继立的原因。然而，对此事的真伪长时间以来便存在不同的意见。曹道衡先生认为当存疑，因为此事仅见于《南史》，《梁书》、《魏书》等史家竟无一言提及，故“厌祷”是否确有其事颇可见疑。但他同时认为《南史》关于此事“说得这样言之凿凿，也许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曹先生的审慎严谨对后学启发良多。
我认为，此事的真伪还可详论。首先，讨论此事宜在将《南史》与《梁书》之昭明太子传全文作比的前提下进行。检括二书可以发现，两书的昭明太子传详略不同，《南史》详，《梁书》略。昭明之事，《南史》载而《梁书》不载者非止“厌祷”一事。如:（1）昭明十二岁于内省听讼审狱，判决宽纵事;（2）普通初 “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事;（3）昭明与“姬人荡舟”后池，没溺“动股”事;（4）太子性仁恕，食中得蝇虫“恐厨人获罪”，隐而不言事; （5）下人*嬉戏按律当徙，太子以为“此科太重”而予宽减事;（6）埋蜡鹅“厌祷”事;（7）昭明死后，封其子大郡以慰其心事，等等。因此，相比《南史》，《梁书》昭明太子传显得较为简略。而且，对昭明而言，《南史》增益之事有瑕疵一类，亦有贤誉一类，蜡鹅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故不宜孤立地看待此事，而将其视为别有用心者有意丑化昭明而为。其次，《南史》的可靠性尚可。八书、二史成书俱在唐初，上距梁代并不久远，可资借鉴的材料在当时应有相当存留，《南史》较《梁书》仅晚约二十年，*虽在北方生活较长时间，但考虑到隋唐时期大一统之局面，李延寿父子所采之事可信者当不在少数，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它“意存简要，殊胜本书”。再次，姚察著《梁书》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梁书》昭明太子传虽不如《南史》详尽丰满，但所记内容却多是褒扬之辞，考虑昭明在世时久有“仁德之名”的因素，以及姚察个人可能存在的感情倾向，对有关昭明瑕疵之事隐而不书的处理办法当难完全排除其可能性。《陈书·姚察传》载:姚察父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姚察“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简文嗣位，尤加礼接。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可见境遇尚可。
明张溥也曾论及此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昭明集题辞”称:“《南史》所云，埋鹅启兴，荡舟寝疾，世疑其诬。于是论昭明者，断以姚书为质矣。”虽有所怀疑，但亦未下断言，更多的是对世人看法的描述。而异议的源头恐怕还在《南史》，梁武帝诸子传结尾史臣论曰:“甚矣，谗佞之为巧也!……以昭明之亲之贤，梁武帝之爱之信，谤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于下此者也。”其“谤言”一语所指为何?基本可以肯定与两件事有关，即“蜡鹅事件”和“姬人荡舟”溺水而亡一事。因为《梁书》本传无瑕累之辞，《南史》本传只有这两件事不利昭明。也许，宫廷内部当时存在不同派别，倒昭明一派趁机借题发挥，也未可知。但这倒恰恰说明此二事很可能存在，不同政见者便由此引申、渲染，极尽诋毁之能事，而使昭明“至死不能自明”。否则，若事情原本子虚乌有，以萧统太子之尊，异己之敌凭空捏造，兴风作浪，恐亦不易。再者，从这两件事的分量看，“谤言”所指，其意更在后者的可能也是有的，《南史》本传对此事有简略记载:“三年三月，（昭明）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戒不言，以寝疾闻。”意外竟然发生在宫苑后池，而荡舟者竟是姬人。嬉戏笑闹，甚至行为不检?总之，容易给人联想和可乘之机。而萧统在当时的形象一直是仁德谨肃、不好声色的，如史传所载泛舟后池时，萧轨议举女乐，昭明咏左思“丝竹山水”一事。并且，《南史》、《梁书》均有“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的记载（《梁书》少“未薨”二字），可见萧统一直是很注意以此树立太子之德的，但竟因此疾笃身亡，昭明真是“至死不能自明”了。这里应当看到，对帝王“不好声色”之类的记载，恐怕只能相对而言，制度和特权充分保障了他们的需求，没有滥淫秽乱的行为就算难得了。萧统八岁纳妃，十八岁时第三子萧�生（萧欢、萧誉生年不详）。因此，对此类行为既不必苛求，也不宜 过誉。
总之，《南史》所言“厌祷”一事始末如此详赡，尽管尚不能断言全无不实之辞，但大体上是可以信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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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鹅事件”是萧统卒前不久发生的、关乎其个人命运的一件大事。《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记其始末:“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此事发生在普通七年，萧统因丁贵嫔墓地不利长子而埋蜡鹅等物厌祷，《南史》进一步认为，这是萧统一支不得继立的原因。然而，对此事的真伪长时间以来便存在不同的意见。曹道衡先生认为当存疑，因为此事仅见于《南史》，《梁书》、《魏书》等史家竟无一言提及，故“厌祷”是否确有其事颇可见疑。但他同时认为《南史》关于此事“说得这样言之凿凿，也许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曹先生的审慎严谨对后学启发良多。
我认为，此事的真伪还可详论。首先，讨论此事宜在将《南史》与《梁书》之昭明太子传全文作比的前提下进行。检括二书可以发现，两书的昭明太子传详略不同，《南史》详，《梁书》略。昭明之事，《南史》载而《梁书》不载者非止“厌祷”一事。如:（1）昭明十二岁于内省听讼审狱，判决宽纵事;（2）普通初 “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事;（3）昭明与“姬人荡舟”后池，没溺“动股”事;（4）太子性仁恕，食中得蝇虫“恐厨人获罪”，隐而不言事; （5）下人*嬉戏按律当徙，太子以为“此科太重”而予宽减事;（6）埋蜡鹅“厌祷”事;（7）昭明死后，封其子大郡以慰其心事，等等。因此，相比《南史》，《梁书》昭明太子传显得较为简略。而且，对昭明而言，《南史》增益之事有瑕疵一类，亦有贤誉一类，蜡鹅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故不宜孤立地看待此事，而将其视为别有用心者有意丑化昭明而为。其次，《南史》的可靠性尚可。八书、二史成书俱在唐初，上距梁代并不久远，可资借鉴的材料在当时应有相当存留，《南史》较《梁书》仅晚约二十年，*虽在北方生活较长时间，但考虑到隋唐时期大一统之局面，李延寿父子所采之事可信者当不在少数，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它“意存简要，殊胜本书”。再次，姚察著《梁书》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梁书》昭明太子传虽不如《南史》详尽丰满，但所记内容却多是褒扬之辞，考虑昭明在世时久有“仁德之名”的因素，以及姚察个人可能存在的感情倾向，对有关昭明瑕疵之事隐而不书的处理办法当难完全排除其可能性。《陈书·姚察传》载:姚察父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姚察“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简文嗣位，尤加礼接。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可见境遇尚可。
明张溥也曾论及此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昭明集题辞”称:“《南史》所云，埋鹅启兴，荡舟寝疾，世疑其诬。于是论昭明者，断以姚书为质矣。”虽有所怀疑，但亦未下断言，更多的是对世人看法的描述。而异议的源头恐怕还在《南史》，梁武帝诸子传结尾史臣论曰:“甚矣，谗佞之为巧也!……以昭明之亲之贤，梁武帝之爱之信，谤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于下此者也。”其“谤言”一语所指为何?基本可以肯定与两件事有关，即“蜡鹅事件”和“姬人荡舟”溺水而亡一事。因为《梁书》本传无瑕累之辞，《南史》本传只有这两件事不利昭明。也许，宫廷内部当时存在不同派别，倒昭明一派趁机借题发挥，也未可知。但这倒恰恰说明此二事很可能存在，不同政见者便由此引申、渲染，极尽诋毁之能事，而使昭明“至死不能自明”。否则，若事情原本子虚乌有，以萧统太子之尊，异己之敌凭空捏造，兴风作浪，恐亦不易。再者，从这两件事的分量看，“谤言”所指，其意更在后者的可能也是有的，《南史》本传对此事有简略记载:“三年三月，（昭明）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戒不言，以寝疾闻。”意外竟然发生在宫苑后池，而荡舟者竟是姬人。嬉戏笑闹，甚至行为不检?总之，容易给人联想和可乘之机。而萧统在当时的形象一直是仁德谨肃、不好声色的，如史传所载泛舟后池时，萧轨议举女乐，昭明咏左思“丝竹山水”一事。并且，《南史》、《梁书》均有“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的记载（《梁书》少“未薨”二字），可见萧统一直是很注意以此树立太子之德的，但竟因此疾笃身亡，昭明真是“至死不能自明”了。这里应当看到，对帝王“不好声色”之类的记载，恐怕只能相对而言，制度和特权充分保障了他们的需求，没有滥淫秽乱的行为就算难得了。萧统八岁纳妃，十八岁时第三子萧�生（萧欢、萧誉生年不详）。因此，对此类行为既不必苛求，也不宜 过誉。
总之，《南史》所言“厌祷”一事始末如此详赡，尽管尚不能断言全无不实之辞，但大体上是可以信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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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鹅事件”是萧统卒前不久发生的、关乎其个人命运的一件大事。《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记其始末:“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此事发生在普通七年，萧统因丁贵嫔墓地不利长子而埋蜡鹅等物厌祷，《南史》进一步认为，这是萧统一支不得继立的原因。然而，对此事的真伪长时间以来便存在不同的意见。曹道衡先生认为当存疑，因为此事仅见于《南史》，《梁书》、《魏书》等史家竟无一言提及，故“厌祷”是否确有其事颇可见疑。但他同时认为《南史》关于此事“说得这样言之凿凿，也许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曹先生的审慎严谨对后学启发良多。
我认为，此事的真伪还可详论。首先，讨论此事宜在将《南史》与《梁书》之昭明太子传全文作比的前提下进行。检括二书可以发现，两书的昭明太子传详略不同，《南史》详，《梁书》略。昭明之事，《南史》载而《梁书》不载者非止“厌祷”一事。如:（1）昭明十二岁于内省听讼审狱，判决宽纵事;（2）普通初 “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事;（3）昭明与“姬人荡舟”后池，没溺“动股”事;（4）太子性仁恕，食中得蝇虫“恐厨人获罪”，隐而不言事; （5）下人*嬉戏按律当徙，太子以为“此科太重”而予宽减事;（6）埋蜡鹅“厌祷”事;（7）昭明死后，封其子大郡以慰其心事，等等。因此，相比《南史》，《梁书》昭明太子传显得较为简略。而且，对昭明而言，《南史》增益之事有瑕疵一类，亦有贤誉一类，蜡鹅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故不宜孤立地看待此事，而将其视为别有用心者有意丑化昭明而为。其次，《南史》的可靠性尚可。八书、二史成书俱在唐初，上距梁代并不久远，可资借鉴的材料在当时应有相当存留，《南史》较《梁书》仅晚约二十年，*虽在北方生活较长时间，但考虑到隋唐时期大一统之局面，李延寿父子所采之事可信者当不在少数，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它“意存简要，殊胜本书”。再次，姚察著《梁书》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梁书》昭明太子传虽不如《南史》详尽丰满，但所记内容却多是褒扬之辞，考虑昭明在世时久有“仁德之名”的因素，以及姚察个人可能存在的感情倾向，对有关昭明瑕疵之事隐而不书的处理办法当难完全排除其可能性。《陈书·姚察传》载:姚察父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姚察“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简文嗣位，尤加礼接。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可见境遇尚可。
明张溥也曾论及此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昭明集题辞”称:“《南史》所云，埋鹅启兴，荡舟寝疾，世疑其诬。于是论昭明者，断以姚书为质矣。”虽有所怀疑，但亦未下断言，更多的是对世人看法的描述。而异议的源头恐怕还在《南史》，梁武帝诸子传结尾史臣论曰:“甚矣，谗佞之为巧也!……以昭明之亲之贤，梁武帝之爱之信，谤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于下此者也。”其“谤言”一语所指为何?基本可以肯定与两件事有关，即“蜡鹅事件”和“姬人荡舟”溺水而亡一事。因为《梁书》本传无瑕累之辞，《南史》本传只有这两件事不利昭明。也许，宫廷内部当时存在不同派别，倒昭明一派趁机借题发挥，也未可知。但这倒恰恰说明此二事很可能存在，不同政见者便由此引申、渲染，极尽诋毁之能事，而使昭明“至死不能自明”。否则，若事情原本子虚乌有，以萧统太子之尊，异己之敌凭空捏造，兴风作浪，恐亦不易。再者，从这两件事的分量看，“谤言”所指，其意更在后者的可能也是有的，《南史》本传对此事有简略记载:“三年三月，（昭明）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戒不言，以寝疾闻。”意外竟然发生在宫苑后池，而荡舟者竟是姬人。嬉戏笑闹，甚至行为不检?总之，容易给人联想和可乘之机。而萧统在当时的形象一直是仁德谨肃、不好声色的，如史传所载泛舟后池时，萧轨议举女乐，昭明咏左思“丝竹山水”一事。并且，《南史》、《梁书》均有“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的记载（《梁书》少“未薨”二字），可见萧统一直是很注意以此树立太子之德的，但竟因此疾笃身亡，昭明真是“至死不能自明”了。这里应当看到，对帝王“不好声色”之类的记载，恐怕只能相对而言，制度和特权充分保障了他们的需求，没有滥淫秽乱的行为就算难得了。萧统八岁纳妃，十八岁时第三子萧�生（萧欢、萧誉生年不详）。因此，对此类行为既不必苛求，也不宜 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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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9 13:01
“蜡鹅事件”是萧统卒前不久发生的、关乎其个人命运的一件大事。《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记其始末:“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此事发生在普通七年，萧统因丁贵嫔墓地不利长子而埋蜡鹅等物厌祷，《南史》进一步认为，这是萧统一支不得继立的原因。然而，对此事的真伪长时间以来便存在不同的意见。曹道衡先生认为当存疑，因为此事仅见于《南史》，《梁书》、《魏书》等史家竟无一言提及，故“厌祷”是否确有其事颇可见疑。但他同时认为《南史》关于此事“说得这样言之凿凿，也许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曹先生的审慎严谨对后学启发良多。
我认为，此事的真伪还可详论。首先，讨论此事宜在将《南史》与《梁书》之昭明太子传全文作比的前提下进行。检括二书可以发现，两书的昭明太子传详略不同，《南史》详，《梁书》略。昭明之事，《南史》载而《梁书》不载者非止“厌祷”一事。如:（1）昭明十二岁于内省听讼审狱，判决宽纵事;（2）普通初 “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事;（3）昭明与“姬人荡舟”后池，没溺“动股”事;（4）太子性仁恕，食中得蝇虫“恐厨人获罪”，隐而不言事; （5）下人*嬉戏按律当徙，太子以为“此科太重”而予宽减事;（6）埋蜡鹅“厌祷”事;（7）昭明死后，封其子大郡以慰其心事，等等。因此，相比《南史》，《梁书》昭明太子传显得较为简略。而且，对昭明而言，《南史》增益之事有瑕疵一类，亦有贤誉一类，蜡鹅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故不宜孤立地看待此事，而将其视为别有用心者有意丑化昭明而为。其次，《南史》的可靠性尚可。八书、二史成书俱在唐初，上距梁代并不久远，可资借鉴的材料在当时应有相当存留，《南史》较《梁书》仅晚约二十年，*虽在北方生活较长时间，但考虑到隋唐时期大一统之局面，李延寿父子所采之事可信者当不在少数，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它“意存简要，殊胜本书”。再次，姚察著《梁书》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梁书》昭明太子传虽不如《南史》详尽丰满，但所记内容却多是褒扬之辞，考虑昭明在世时久有“仁德之名”的因素，以及姚察个人可能存在的感情倾向，对有关昭明瑕疵之事隐而不书的处理办法当难完全排除其可能性。《陈书·姚察传》载:姚察父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姚察“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简文嗣位，尤加礼接。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可见境遇尚可。
明张溥也曾论及此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昭明集题辞”称:“《南史》所云，埋鹅启兴，荡舟寝疾，世疑其诬。于是论昭明者，断以姚书为质矣。”虽有所怀疑，但亦未下断言，更多的是对世人看法的描述。而异议的源头恐怕还在《南史》，梁武帝诸子传结尾史臣论曰:“甚矣，谗佞之为巧也!……以昭明之亲之贤，梁武帝之爱之信，谤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于下此者也。”其“谤言”一语所指为何?基本可以肯定与两件事有关，即“蜡鹅事件”和“姬人荡舟”溺水而亡一事。因为《梁书》本传无瑕累之辞，《南史》本传只有这两件事不利昭明。也许，宫廷内部当时存在不同派别，倒昭明一派趁机借题发挥，也未可知。但这倒恰恰说明此二事很可能存在，不同政见者便由此引申、渲染，极尽诋毁之能事，而使昭明“至死不能自明”。否则，若事情原本子虚乌有，以萧统太子之尊，异己之敌凭空捏造，兴风作浪，恐亦不易。再者，从这两件事的分量看，“谤言”所指，其意更在后者的可能也是有的，《南史》本传对此事有简略记载:“三年三月，（昭明）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戒不言，以寝疾闻。”意外竟然发生在宫苑后池，而荡舟者竟是姬人。嬉戏笑闹，甚至行为不检?总之，容易给人联想和可乘之机。而萧统在当时的形象一直是仁德谨肃、不好声色的，如史传所载泛舟后池时，萧轨议举女乐，昭明咏左思“丝竹山水”一事。并且，《南史》、《梁书》均有“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的记载（《梁书》少“未薨”二字），可见萧统一直是很注意以此树立太子之德的，但竟因此疾笃身亡，昭明真是“至死不能自明”了。这里应当看到，对帝王“不好声色”之类的记载，恐怕只能相对而言，制度和特权充分保障了他们的需求，没有滥淫秽乱的行为就算难得了。萧统八岁纳妃，十八岁时第三子萧�生（萧欢、萧誉生年不详）。因此，对此类行为既不必苛求，也不宜 过誉。
总之，《南史》所言“厌祷”一事始末如此详赡，尽管尚不能断言全无不实之辞，但大体上是可以信从的。
